三百万人死在一片粮食充足的土地上：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

我们使用”饥荒”这个词，仿佛它本身就已经能自我解释：雨水没有如期而至，庄稼枯死，人们因此挨饿。这是一个关于大自然的故事，它让所有人都得以脱身。毕竟，没有人该为天气负责。

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却完全不是这样一种故事。在地球上最肥沃的地区之一，大约有三百万人因此丧生，而此后最具影响力的研究，由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主导，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这些死亡，与其说源于粮食本身的绝对短缺，不如说取决于谁还有能力掌控这些粮食。那一年，孟加拉自身的收成并没有灾难性地锐减。也有历史学家提出异议，认为随着缅甸的大米供应被切断、1942年一场气旋来袭、加上病害侵袭农作物，粮食供应确实出现了下降。但几乎没有人否认的一点是，正是政策与优先次序，把一个艰难的年份变成了一场灾难。那些饿死的人，并不是因为这片土地无物可给才死去的。他们死去，是因为他们再也无力获得这些粮食。

这个区别，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粮食充足，人却大批死去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他儿时亲身经历过这场饥荒，后来部分正是因为对饥荒实际成因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为这一现象起了一个名字：“权利失灵”。他指出，人们挨饿致死，未必是因为粮食真的耗尽了，而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获取粮食的能力：物价飞涨，工资崩溃，市场用价格把穷人挡在了吃饭的门槛之外。

孟加拉当时发生的，正是这样的情形。整个省份被战时恶性通货膨胀死死攥住。大米价格螺旋式上涨，远远超出劳工、渔民和农村穷人所能负担的范围。手头有钱、有存粮的人开始囤积；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则眼睁睁看着一天的口粮成本，超过了一天的工资。粮仓并没有空。空的是钱袋。

一场吞噬穷人的战争

各方压力从四面八方袭来，而帝国所做出的选择，把每一种压力都进一步放大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蔓延到印度的家门口。日本占领了邻国缅甸，那正是大米进口的主要来源地，切断了这条供应线。一场气旋又损毁了部分农作物。但单凭这些冲击，本是可以挺过去的。真正把一个艰难的年份变成一场灾难的，是殖民政府的应对方式。

出于对日本入侵的担忧，英国当局在这一地区推行了一项”拒止”政策，从沿海地区撤走大米和船只（也就是运输和贸易赖以维系的手段），以防这些资源落入入侵者之手。当局囤积粮食，用来供养被认定为战争所必需的士兵和城市战时劳工。相当数量的谷物被出口，用以供应部署在其他地方的英军。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壁垒，则阻止了粮食流向最迫切需要的地方。

而当死亡的规模变得显而易见时，来自丘吉尔战时内阁的实质性救援，却行动迟缓、力度有限，官员们给出的理由是战时航运能力短缺，然而与此同时，船只却仍在把谷物运往其他方向。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这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冷酷无情的优先取舍，又有多少只是世界大战本身带来的混乱迷雾。但一个规律却很难被忽视：每逢面临抉择，孟加拉穷人的性命，总是被排在了次要位置。

为什么”人祸”是诚实的说法

把三百万人的死亡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道命令，那将是不诚实的。战争、天气、囤积居奇、地方商人，以及省级行政管理的失当，都在其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严肃的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各方责任究竟该如何权衡。

但核心结论始终站得住脚：用现在大多数学者所使用的说法来讲，这是一场人为造成的饥荒。这并不是因为有谁蓄意要害死数百万人，而是因为一连串人为的决策，关于谁的性命更重要、该出口什么、该优先喂饱谁，把一场本可控的粮食短缺，一步步酿成了一座万人坑。粮食其实是存在的，缺的是把它送到饥民手中的那份意愿。

一场被允许遗忘的饥荒

而这，正是应该让人感到不安的地方。孟加拉大饥荒造成的死亡规模，堪比二十世纪那些被冠以专有名称的暴行，然而在统治过孟加拉的那个国家的公众记忆中，它几乎不占任何位置。它在英国的课堂上极少被提及。几十年来，它一直被归入”战时艰辛”一类，被当作一场崇高斗争中令人遗憾的附带后果。

三百万人，绝不是什么”附带后果”。这是这个世纪最重大的灾难之一，而且它并非发生在某个遥远的过去，而是发生在依然有人亲历、记忆犹新的年代，发生在一个记录一丝不苟的现代行政体系统治之下。

森从中得出的教训，正是值得我们牢记的：饥荒很少仅仅关乎粮食本身。它们关乎的是权力：谁有资格去支配一顿饭，谁没有。1943年，一个帝国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孟加拉的穷人不配拥有这种资格。铭记这段历史，并不是要重新争论过去的是非曲直。而是要认识到，饥饿，比我们愿意承认的更多时候，其实是别人替你做出的一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