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起施行的饥荒法典让印度有了预警与救济体系，此后再没有出现过1943年那样规模的饥荒

印度政府在1883年6月9日的一份决议中下发了《临时饥荒法典》。它告诉乡村官员，作物看上去不好时要报告什么（收成状况、粮食存量、饲草），什么时候开设以工代赈工程，以及怎样确定工资。这部法典出自1880年饥荒委员会，该委员会估计，1877年和1878年的旱灾和饥荒使英属各省的死亡人数比正常死亡率多出500多万。农业部2016年12月的《干旱管理手册》，是中央政府今天处理同一件事的指南。手册设有中央旱灾救济专员，要求作物天气监测小组在6月至9月间至少每周开一次会，并记录下国家“在过去69年里没有出现过饥荒”。

1880年委员会要求官员留意什么

理查德·斯特雷奇将军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于1878年5月16日任命。委员中有两人，即迈索尔大君宫廷总管C. 兰加恰尔鲁和科尔哈布尔邦的卡尔巴里（行政官）马哈德奥·瓦苏德奥·巴尔维，因为无法与其他人一起前往英国，在1879年10月退出。

报告请印度政府颁布有约束力的原则，并请各地方政府起草附有详细指示的法典，同时附上了一份范本。它要求每个县设一名特别官员，汇编收成报表、市场价格、粮食存量和工资，并推算出粮价上涨时哪些阶层会最先受苦。在他之上，每个省设一名农业主任，歉收之年要向政府预警农业前景。至于救济，委员会选择了工作检验：按每人体力安排劳动，工资够维持一个劳动者的生活，不多给。

在报告上签字的五名委员中，有两人，詹姆斯·凯尔德和H. E. 沙利文，附上了一份异议说明。他们提议在偏远村庄用地窖储粮，供最贫困的家庭使用。

1873年至1874年的比哈尔：没有人死于饥荒，账单650万英镑

1873年孟加拉北部雨水提前停止时，总督诺思布鲁克勋爵治下的印度政府断定，私人贸易养活不了那一带。经国务大臣批准，政府进口了48万吨大米，大部分在缅甸采购，再由铁路运往内地的仓库。约75万人在救济工程上干了九个月，每天有45万人领取免费救济，持续六个月，另有320万人以低价买粮或领取了贷款。1880年委员会写道，调查表明，没有任何死亡是由这场饥荒造成的。

同一份报告把成本定为约650万英镑，相当于1800年以来此前所有饥荒救济的总和，并说有10万多吨剩余粮食不得不亏本出售。它用一句话下了结论：生命保住了，“但钱花得很浪费”。凯尔德和沙利文写道，1874年的比哈尔是唯一做到了保住生命的饥荒，“尽管代价过高”。印度饥荒救济基金的名誉秘书威廉·迪格比在1878年记录说，理查德·坦普尔爵士“因在比哈尔挥霍无度而受到指责”。据《孟加拉百科》，坦普尔在1874年4月成为孟加拉副总督，而委员会说，他在1877年被派往南方，正是因为他有比哈尔的经验。委员会还指出，人们一致认为，铁路延伸之后，孟加拉北部不会再需要由国家买粮了。

1877年和1878年：对那笔账单的反应

委员会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事。当时流传着一种印象，认为比哈尔意味着花钱大手大脚，委员会认为印度政府的顾问受到了这种印象的影响。1876年南方季风失败时，马德拉斯已经开始的购粮被叫停。坦普尔在1877年1月作为政府的饥荒特派代表南下，他定下的口粮标准，见我们的报道利顿勋爵、德里觐见庆典与饥荒。

委员会审查了那个口粮标准。其秘书的一份说明在1883年法典中重印，记录说，像孟买那样低的标准“不能放心地规定为普遍使用”。钱是另一个牺牲品。1878年，政府承诺每年拨出150万英镑作为饥荒保险金，而阿富汗战争吃掉了盈余。哈廷顿侯爵1881年8月22日对下院说，保险金余额4,035,309英镑已被拨作战争之用，当年的预算将再次列入150万英镑。

1896年至1901年：法典受审

1896年至1897年的饥荒波及约22.5万平方英里、6200万人，国家在直接救济上花了727 lakh卢比（7.27 crore）。印度政府1897年12月23日的一项决议谈到救济组织时说，“总体上经受住了考验”，1898年由J. B. 莱尔爵士领导的委员会逐省检查了结果。在比哈尔北部的四个县，它发现救济在两个方面都“完全成功”，即缓解灾情和保住生命，也没有它能追溯到饥荒的超额死亡。

在中央邦的贾巴尔布尔专区，它发现的恰恰相反。委员会写道，1895年末和1896年初，地方高级官员没能把握形势，如果在1896年初就启动全套机制，本可以救下相当多的生命。

1901年的委员会报告了1899年至1900年的饥荒，波及约18.9万平方英里、2800万人。在赖布尔县，1900年7月底有44.61%的人口在领取救济，在贝图尔县，有两个月超过40%。委员们写到“个人因素在饥荒管理中的重要性”。中央邦在饥荒年度，即1899年11月至1900年10月的死亡率为每千人54.37人，十年平均为34.50人。委员会说，它“不准备对饥荒死亡率持宿命论看法”，并指出了严冬、被污染的水和一场疟疾流行，还指出1900年没有一个省政府任命饥荒专员。

1901年的报告还列出了供官员留意的预警信号：私人慈善减少时出现游荡的贫民、信贷收紧、粮食贸易狂热、犯罪增多、牲畜群为寻找饲草而迁移，以及人们异常的流动。

1943年：为旱灾写成的法典

约翰·伍德黑德爵士主持的1944年至1945年饥荒调查委员会，从法典的设计出发。它说，这些法典是为旱灾型饥荒设计的：作物歉收，政府以贷款、免费救济或工程工资的形式给人们钱，粮食则通过正常贸易流入。它写道，在此前40年的小规模饥荒中，法典“总体上证明是令人满意的”，灾难性的死亡也得以避免。

1943年的孟加拉不同。粮价涨到正常水平的五倍或六倍，而法典，委员会说，“假定粮食自由贸易”，这种贸易已经不存在了。孟加拉政府没有宣布饥荒。委员会称1943年4月和5月为安抚恐慌而推行的宣传政策是错误的，并认为如果当时宣布饥荒，就会有一名拥有全权的饥荒专员来负责救济。

委员会估计，1943年比平均水平多死了约100万人，把1944年和疫病计算在内约为150万人，并否定了加尔各答大学350万人的估计，认为它在统计上站不住脚。德雷兹和森，经普吕佩尔和诺伊迈尔引用，给出的数字约为300万人。我们关于1943年孟加拉饥荒的文章列出了后来的各种估计。

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说，国家应当承认它有最终责任，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食物，并说50万吨粮食的中央储备是必不可少的。食品部1948年4月的一份报告记录了这样一项政策：中央将把1948年进口粮食中不少于5 lakh吨，如有可能多达10 lakh吨，留作应急储备。

森的论点，以及比哈尔带来的补充

阿马蒂亚·森198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饥荒的书，1998年诺贝尔奖新闻稿称之为他在这一领域最知名的著作。他1999年在《民主杂志》上写道，“在任何有相对自由新闻界的独立民主国家里，都从未发生过大规模饥荒”。他接着说，印度的饥荒“随着多党民主和自由新闻界的建立突然消失了”。他的理由是，面对选举和反对派报纸的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而通过就业计划恢复收入，可以防止人们死亡。本站关于2005年农村就业保障法的文章列有工作日数字。

让这一论断变复杂的案例，是1966年和1967年的比哈尔。普吕佩尔和诺伊迈尔概括了德雷兹1990年的研究，指出这两年登记的超额死亡为每千人1人和3.5人，他们据此推算为5万至17.5万人死亡。德雷兹发现，对救济所作的那些自我夸耀的说法，“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戴森和马哈拉特纳在同一概述中说，数据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排除存在大规模死亡。同一篇论文引用布拉斯（1986年）的研究说，邦政府在1967年11月选举之前拒绝宣布饥荒，约250万吨粮食运抵比哈尔，是该邦所求的一半，多数是美国的粮食援助。普吕佩尔和诺伊迈尔的结论是，民主国家能够看到饥荒死亡，但看到的可能比专制国家少，他们对1972年至2000年的跨国分析支持这一点。

政府自己的手册则强调另一点。它把印度在粮食上实现自给，并“在相当程度上抵御了饥荒”，归功于对灌溉、优质投入品、科研和推广的投资。我们关于斯瓦米纳森与绿色革命的文章列有小麦数字。1880年委员会早已写道，在当时的饥荒中，铁路使印度免于更大的灾难。这些来源都没有衡量每个原因能解释多少变化。

法典今天的处境

2013年《国家粮食安全法》第3条规定，优先家庭中的每个人每月有权获得5公斤粮食，每个安蒂奥达亚家庭有权获得35公斤，覆盖最多75%的农村人口和50%的城市人口。人数和免费粮食计划见我们关于《国家粮食安全法》与公共分配系统的文章。

法典本身已经改了名字。2005年7月25日，一名农业部国务部长对人民院说，饥荒法典由各邦政府制定并实施。书面答复接着说：“随着饥荒（严重的粮食短缺）不再发生，现有的是各邦政府不时更新的缺粮或救济手册。”答复还说，中央修订了对灾害救济基金和国家灾害应急基金援助的支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