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那只吞食英国士兵的木制老虎

在伦敦的一座博物馆里,有一只接近真实体型的木制老虎,俯身扑在一名身穿红色军服的英国士兵身上,虎口正咬住那人的喉咙。转动老虎腹侧的一个手柄,藏在虎身内部的一具小小的风琴便会发出哮喘般的声响。士兵的手臂随之抬起又落下,他理应正在呻吟。

这件东西被称为”蒂普之虎”。这是一具自动机关,一具你摇动手柄它便会动起来的机械模型,是为迈索尔统治者蒂普苏丹打造的,他使用一只咬杀欧洲人的老虎形象,就如同其他统治者使用一枚纹章那样。

1799年5月4日,英军攻陷斯利兰伽巴丹并将蒂普苏丹杀死之后,在他宫殿的音乐室里发现了这具机关。它于1800年运抵伦敦,先是在东印度公司大楼展出,后来于1879年转入了后来发展成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那家博物馆。

它是如何抵达那里的,这段经过牵涉到文书作业、拆毁行动,以及文物保护,而这一切都出自同一双手。

那些带着英国地址的物件

物件出处,即一件文物来源的记录,在这批藏品上出奇地清晰,原因很简单:掠夺它们的人自己留下了详细的记录。

同一场围城之战,还夺走了蒂普苏丹的图书馆,大约2000卷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印度诸语言写就的典籍。其中大部分被送往东印度公司自己在加尔各答设立的威廉堡学院。1801年,一批精选的典籍又被运往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大楼,随后公司又把一些卷册分别赠予了牛津、剑桥、圣安德鲁斯大学以及国王本人。如今英国国家图书馆中,约有540卷可以被确凿地认定属于蒂普苏丹。

兰吉特·辛格大君的黄金宝座,由金匠哈菲兹·穆罕默德·穆尔塔尼在木与树脂的芯体上包覆金箔制成,是在1849年东印度公司吞并旁遮普时,从拉合尔的国库中取走的。它经由加尔各答与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博物馆,最终辗转来到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自1879年起一直陈列于此。同一座国库当年还交出了光之山钻石,那颗钻石另有一段自己的故事。

末代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扎法尔的王冠,在1857年那场起义之后离开了印度。帝国的珍宝在德里被公开拍卖,一位曾参与围城作战的军官罗伯特·泰特勒买下了这顶王冠,并于1860年将它运往英格兰。泰特勒随后通过印度事务大臣,把这顶王冠献给了英国王室。阿尔伯特亲王接受了这一提议,王冠被送往温莎城堡供女王过目,女王于1861年以500英镑的价格将其连同两把宝座座椅一并买下。它如今就在英国王室收藏中,编号为RCIN 67236。

阿马拉瓦蒂大理石雕是来自安得拉邦阿马拉瓦蒂大佛塔的约120件石灰岩雕刻与铭文,这座圆顶佛教圣殿是古印度规模最大的佛塔之一。沃尔特·艾略特在19世纪40年代于该地进行了发掘,其中大部分石雕于1859年被运往大英博物馆,如今在那里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整个展厅。

苏丹甘杰佛像是那个时代已知保存最完整的最大一尊铜制佛像,高约2.3米,重逾500公斤。铁路工人于1861年在比哈尔邦的苏丹甘杰发掘出这尊佛像。一位名叫塞缪尔·桑顿的实业家出资200英镑将其运往英格兰。自1867年起,它便一直矗立在伯明翰。

受雇瓜分一座宫殿的人

这一切都不是士兵们扛着麻袋一哄而上的抢掠。每次征服之后,军队都会指派”战利品代理人”:这些军官的职责是收缴被俘获的国库财物,对其估值,再依军衔在部队中分配所得。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自己关于蒂普之虎的记录,把斯利兰伽巴丹的这次分赃称为那个时代的惯常做法。

到1857年,这套机制在德里全速运转。战利品代理人签发许可证,准许士兵四处劫掠。房屋与清真寺的地板和墙壁被挖开,只为搜出藏匿的财物。所得财物被堆放在被清空的宫殿中拍卖,所得款项再按军衔分发下去。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把这套战利品制度称为”合法化的掠夺”,这个说法十分精确:当时确实有表格、有估值、有收据,也有一条清晰的授权链条。

光之山钻石是包装成条约的掠夺。而这一次,是包装成账务的掠夺。

其中大部分从未真正抵达过任何一个展柜。拉合尔的银器家具与镶嵌珠宝的工艺品于1849年被公开拍卖,德里的帝国珍宝分别在1857年和1858年遭到同样命运,红堡的铜制鎏金圆顶也被拆下变卖。黄金被熔化,宝石被重新镶嵌。如今陈列在英国各博物馆中的那些物件,不过是靠运气才完好保存下来的,它们完全无法反映当年究竟流失了多少东西。

变成军营的那座宫殿

1857年英军重新夺回德里之后,他们把红堡内的莫卧儿帝国皇宫改造成了一座驻军营地。私人寝宫被拆除了,服务性用房、花园,以及沿河一线把那些大理石亭阁彼此连接起来的花格屏墙,也一并被拆除了。营房就在这片空地上拔地而起。

到底拆毁了多少,至今仍有争议,任何给出一个斩钉截铁数字的人都值得怀疑,因为坊间流传的说法对这座城堡的受损比例说法各异。内宫的很大一部分被摧毁了,尽管确切比例仍有争议。这一格局比精确的算术更容易看清:临河一侧的大理石亭阁大多以受损的形态保存了下来,而它们之间那些寻常的建筑肌理,也就是人们真正曾在其中生活、劳作的地方,却没能保存下来。娜扬乔特·拉希里2003年发表在《世界考古学》上关于德里那场起义及其后续影响的研究,是对此最审慎的记述。

这座城市的清真寺也被当作战利品对待。德里的礼拜五大清真寺贾玛清真寺被没收,用作英军与锡克教军队的营房,一项将其彻底拆除的提议最终被驳回。1862年,它被附带条件地归还给了德里的穆斯林。

而后,同一个帝国开始拯救古迹

这正是故事的简单版本站不住脚的地方。

1861年,也就是红堡遭到破坏的四年之后,殖民政府成立了印度考古调查局。亚历山大·坎宁安,一位由军队工程师转行为考古学家的人物,把这个构想提交给了总督坎宁勋爵,并成为该局的首任测量官,后于1871年该调查局升格为正式部门时,又成为其首任局长。他率领的团队记录了大约725处遗址,把印度考古学从私人寻宝行为,推进成了一门国家级的学科。

1904年,总督寇松力推《古代古迹保护法》获得通过,该法于当年3月18日正式立法。它为政府提供了修缮资金,配备了负责支出的官员,赋予了保护与购买古迹的权力,并对文物古董交易实施了管控。今天印度每一份古迹保护令,都可以追溯到这部法律。

这些修复工作是真实存在的。在桑吉,约翰·马歇尔率领的团队从1912年一直工作到1919年,加固了大佛塔的结构,把倒塌的塔门和栏杆重新竖立归位,并于1919年开设了一座遗址博物馆。在阿旃陀,英国的临摹师们花费了数十年时间描摹洞窟壁画:罗伯特·吉尔制作了约30幅大型临摹作品,其中25幅在1866年水晶宫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约翰·格里菲斯与他在孟买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在1872年至1885年间又制作了约300幅临摹作品,并将其送往伦敦,其中许多又在1885年的另一场大火中损失殆尽。幸存下来的部分,如今保存在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印度在1947年继承了这整套机制,如今印度考古调查局正在保护着大约3600至3700处具有全国重要性的古迹。

所以,“英国人抹去了印度的古迹”这种说法并不属实,而不断重复这种说法,是对真实历史记录的一种亏欠。真正发生的事情要奇怪得多,也远比一块说明牌所能容纳的复杂得多:掠夺、出于特定原因在特定地点发生的破坏,以及文物保护,这三者全都出自同一个国家之手,而其中的文物保护,也从来都不曾完全无私。寇松在泰姬陵推行的花园改造,把莫卧儿式的花坛换成了英式草坪,如今大多数游客却把这片草坪误认为是莫卧儿风格本身。阿旃陀的那些临摹作品本身,也是一种带离原地的行为。至于英方所主张的”阿马拉瓦蒂的石雕之所以必须运走,是因为那处遗址当时已经在被开采用作石灰原料”这一说法,是由做出这项决定的那些人自己提出的论点,其中确实包含了一定的真实成分,也应当被这样去解读。

一块离去又归来的镶板

整个故事都浓缩在了一件文物之中:俄耳甫斯镶板。

在红堡的觐见殿(Diwan-i-Am),也就是公开觐见大厅里,皇帝御座背后的那面墙上,曾镶嵌着”硬石镶嵌”工艺的装饰:各色石料被切割成形,严丝合缝地嵌入大理石表面。1857年之后,其中十二块镶板被撬下,运往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其中一块,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中的乐师俄耳甫斯,正为群兽弹奏乐曲。

1903年,它们回到了故土。寇松为促成它们的归还而奔走,一位名叫梅内加蒂的意大利工匠重建了御座后方的凹龛,这些镶板随后被重新嵌回它们当初被切割下来的那面墙壁之中。如今你仍可以站在德里,亲眼看到它们。

当年把它们取走的那个政权,四十六年后,正是把它们放回原处的同一个政权。

究竟真正亏欠了什么

这场争论仍在持续,而如今它与其说是一个道德问题,不如说更多是一个法律问题。1963年的《大英博物馆法》规定,除极少数狭窄情形(复制品、损坏到已无使用价值的物件、不宜继续保存的物件)之外,该馆的受托人不得永久性地处置馆藏文物。要归还任何一件存在争议的文物,都需要议会立法,而这恰好也是一座博物馆用来推脱的一个方便说辞。

尽管如此,归还行动仍在边缘地带悄然发生。2022年,格拉斯哥生活博物馆同意将七件文物归还印度,其中六件是19世纪从寺庙和神龛中取走的,另一件则是在一起盗窃事件之后被购入的。交接仪式于当年8月举行,这些文物被移交给了印度考古调查局,而这个机构,正是由当年掠走它们的那个帝国一手创立的。

剩下的,便是那只老虎。它依然留在伦敦,依然俯身扑在那名士兵身上,依然是那座建筑里被拍照次数最多的展品之一。蒂普苏丹打造它,是为了向英国人传递某种信息,而两百年来,它一直在英国人自己的首都、在他们特意为它建造的一间展厅里,继续向他们传递着同样的信息。无论它最终会去往何处,都不应有人假装它是自己漫游着来到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