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万印度人签下了一份他们称为吉尔米特的合同

在毛里求斯路易港的海滨,一段短短的十四级石阶从港口一路向上延伸,然后便戛然而止。

从1834年到1920年,超过46.2万人拾级而上。其中几乎所有人,占97.5%,都来自印度。

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张印刷的纸。纸上的英文写着”agreement”(协议)。在他们大多数人来自的乡村所说的博杰普里语中,“agreement”被念成了吉尔米特,而被这样一份协议束缚的人,便成了吉尔米蒂亚,意为”订约之人”。

正是那张纸,解释了为什么特立尼达会有印度教神庙,斐济会有排灯节的灯盏。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花了五十年时间争论,这究竟是不是换了个名字的奴隶制。

英国解放了80万人,随即急需劳动力

《废奴法案》于1834年8月1日生效,在大英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解放了逾80万人。议会向奴隶主支付了2000万英镑的赔偿金。

蔗糖种植园主们看着自己的田地,盘算了一番。英国选中毛里求斯来测试一种替代方案,并为这项试验起了个名字:“伟大实验”。其目的是要证明”自由”的合同劳工能够超越奴隶劳工的产出。

这份合同是一种契约劳工制度,即一份固定期限的雇佣协议:在一个指定的殖民地,为一位雇主服务五年,以换取航程、工资和口粮。1834年11月2日,“阿特拉斯号”轮船在路易港卸下了第一批契约印度劳工。

一封来自利物浦商人的信

1836年,约翰·格莱斯顿,一位在英属圭亚那拥有蔗糖种植园、同时也是一位未来首相之父的人,给加尔各答的一家商行写信,要求提供100名签订长期合同的”年轻、健壮、体格健全”的劳工。

“赫斯珀勒斯号”和”惠特比号”于1838年1月29日从加尔各答启航,于5月5日抵达英属圭亚那。船上共载414人,其中18人死于途中。将近一半是来自乔塔那格浦尔高原的原住民,在文件中被列为”山地苦力”。

那些种植园里发生的事情之丑陋,以至于印度当年就下令禁止了这类运输。这项贸易于1842年重新开放,又持续运作了七十五年。

他们都去了哪里

毛里求斯占据了最大份额,共46.2万人。英属圭亚那,即今天的圭亚那,接收了大约23.9万人。如今属于南非一部分的纳塔尔,从1860年起接收了约15.2万人;特立尼达从1845年起接收了约14.4万人;斐济从1879年起接收了约6.1万人;牙买加约3.6万人;苏里南约3.4万人。

整个体系的总人数,根据统计方式的不同,从超过一百万到二百万不等。没有人能给出精确的数字:数百万其他南亚人在没有任何合同的情况下自行迁徙,还有许多人并未选择回国,而是在新的殖民地签下了第二份合同。

那个来到村庄里的人

招募工作靠佣金驱动。出现在村子里的那个人是一名”阿尔卡蒂”,一名按人头计酬的中间人,只要把人送到港口的中转站,他就能拿到一份提成。饥荒、洪水、瘟疫和债务替他完成了大部分说服工作。

他惯用的伎俩是对目的地含糊其辞。被招募者被告知工作地点在加尔各答或附近的某个城镇,而许多人直到进入中转站、签下合同、远离所有熟人之后,才得知自己真正要去的地方。几乎没有人理解合同中那些刑事处罚条款的含义。

来自比哈尔邦和东联合省(如今的北方邦东部)的博杰普里语使用者,从加尔各答启航;讲泰米尔语和泰卢固语的人,则从马德拉斯启航。斐济的招募对象绝大多数来自北方邦东部;纳塔尔的招募对象则约有三分之二来自南印度。

海上十周,有时长达二十周

1879年,“利奥尼达斯号”从加尔各答到斐济航行了七十二天。船上共498人,其中十七人在途中死于霍乱和天花,463人于当年8月解除隔离。

在1856年至1857年那个糟糕的季节,前往加勒比地区的航程中,每一百人便有十七人在途中丧生。抵达也并不意味着一切结束:1870年的牙买加和1900年的毛里求斯,契约劳工每年的死亡率都接近12%。

五年期限,以及一份因擅自离开而留下的刑事案底

合同期限为五年。口粮被写入合同条款:每日配给大米、扁豆、酥油和盐。在纳塔尔,工资从每月十先令到二十先令不等,女性只能拿到一半。在特立尼达,男性每天约二十五美分,女性则是十六美分。

真正要紧的条款并非工资。违反合同是一项刑事罪行,而非民事纠纷。缺勤、拒绝执行任务,或未持书面通行证擅自离开种植园,都可能让人被送上治安官的法庭。根据”双倍扣减”规则,缺勤一天要被扣掉两天的工资。

纳塔尔的法庭记录展示了这一制度的结果。1903年至1908年间,雇主对契约劳工提起了15,611起投诉。而劳工提起的投诉只有374起。

每一百名男性配四十名女性

自1860年代末起,招募人员被要求做到每一百名男性搭配四十名女性。但这一配额经常无法达成,在一些早期年份里,这一比例甚至低至每一百人中只有三名女性。

前往加勒比地区的印度人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女性,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未婚或已丧偶。有些人是为了摆脱寡居生活、种姓制度的限制,或是一段不幸的婚姻,而这艘船是唯一的出路。这是一个真实的选择,理应被当作一种选择来看待。

但这种性别失衡对她们而言同样十分危险。口粮有时会以性作为交换条件被扣留。未婚女性往往不被允许独自居住,而是被分配给某个男子。多个殖民地的法庭记录都显示出一种模式:女性遭印度男性杀害的案件反复出现。

对这些女性的种种遭遇,后来成了印度国内废除运动人士手中最锋利的武器。

这算不算奴隶制?五十年过去,依然没有定论

1974年,休·廷克出版了《一种新的奴隶制度》。他的论点是:1834年改变的只是纸面上的文件,而背后的机制并未改变:招募环节的欺骗、种植园内的刑事法规,以及那些只存在于纸面上、别无他处的种种保护措施。这个说法从此深入人心,此后这一领域的大量研究一直在与之争论。

费吉印度人史研究专家K.L.吉利恩,在1975年对廷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场交锋至今仍被称为”廷克-吉利恩之争”。两人都承认契约劳工制度具有压迫性。他们的分歧在于,“奴隶制”是否是描述它的恰当用词。

大卫·诺思拉普在1995年撰文,把契约劳工制度解读为一种自由劳动力迁移的形式,认为它更接近同时代的欧洲劳工迁移运动,而非奴隶贸易。研究毛里求斯的玛丽娜·卡特和克里斯平·贝茨则认为,“奴隶制”这个标签抹去了移民自身的决定和家庭网络。布里杰·拉尔逐一研读了斐济的移民通行证记录,发现许多被招募者并非仅仅是饥荒中的残余幸存者。苏加塔·博斯则指出,契约劳工制度的历史其实比废奴运动本身更为久远,并提到了那些最终回国的人,以及那些出于自愿签下第二份合同的人。

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那些亲历现场的人。曾在南非与甘地并肩工作的亨利·波拉克,把纳塔尔的契约劳工制度称为”临时奴隶制”。被派往斐济进行视察的W.W.皮尔逊则发现,那些保护性法律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根本没能提供足够的保护。

双方都认可一个共同的基本事实。招募过程中存在着惯常的欺骗行为,刑事处罚条款让离开在五年之内成为不可能,而各项保障措施大多形同虚设。真正让双方分歧的,是对合同本身、工资、返程船票,以及那些自行选择留下或返乡的人的权重考量。无论移民当时拥有怎样的选择权,那种选择都受制于错误的信息、毫无议价能力,以及一个按人头拿提成的招募者。掌握着大量相关证据的英国国家档案馆,至今仍把这称为一个悬而未决的活问题,而非一个已经定论的问题。

一本帮助终结这一切的书

托塔拉姆·萨纳迪亚在斐济度过了二十一年,回国后把这段经历写了下来。《我在斐济岛的二十一年》于1914年出版,是第一本由吉尔米蒂亚人写成的书。斐济当局查禁了这本书。印度却读到了它。第二年,印度政府便派C.F.安德鲁斯和W.W.皮尔逊前往斐济亲自调查。

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卡莱早在1912年3月4日就已在帝国立法会上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彻底禁止契约劳工制度。该决议遭到否决,但总督承诺将采取初步措施,并终止对劳工违规行为的监禁处罚。马丹·莫汉·马拉维亚在1916年3月再次尝试,同样未能成功。甘地本人在南非度过的二十一年里,曾参与反对纳塔尔向合同期满后仍留下的印度人征收3英镑税款的斗争,后来他把废除契约劳工制度变成了一项全国性的诉求。

这一制度在1917年3月因战时法令而被叫停,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航运运力短缺和军队征兵需要。最后一批合同于1920年1月1日被正式取消。

那些船只留下的痕迹

如今,当年攀上那十四级石阶的人们的后裔,占毛里求斯人口的70%以上。契约劳工的后裔在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斐济占人口的30%到40%,在苏里南约占27%。

他们说着别处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斐济印地语、苏里南的萨纳米印度斯坦语、毛里求斯博杰普里语。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基特-加瓦伊”,即毛里求斯的博杰普里语婚前歌唱仪式,列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些歌曲,正是当年跟着他们一同漂洋过海而来的。

斐济、圭亚那、苏里南和特立尼达现存的契约劳工登记簿,如今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因为对这些家族中的大多数而言,那正是祖先留下的唯一记录:一个名字、一座村庄、父亲的姓名、身高数据,以及一处伤疤。

历史学家们大可以继续争论该给这段历史起什么名字。而由这段历史所塑造出的人们,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确定了一个名字,那正是他们曾祖辈当年在码头上说错了音的那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