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考莱的孩子：一套重塑一个文明心智的殖民计划

1835年2月，一位英国政治家坐下来，要一锤定音地解决印度该如何接受教育这个问题，写出了一份傲慢得令人咋舌的文件。他的名字叫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在后来被称为《印度教育备忘录》的文件中，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既不懂梵语也不懂阿拉伯语，然后就宣称：“一书架优秀的欧洲图书，其价值就抵得上印度和阿拉伯全部的本土文献。”

换句话说，他对自己正在否定的东西，其实一无所知。但这并不重要。短短几周之内，他的观点就被采纳为官方政策，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的教育，就这样被有意地重新引导，去为如今统治它的这个帝国服务。

此前存在过什么

一种令人心安的殖民叙事是，英国人是把教育带给了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印度。但证据说的却是另一回事。

在英属印度加紧控制之前，印度依靠一张密集的本土学问网络运转，从梵语和波斯语的高等教育中心，一直延伸到成千上万所用当地语言教授读写和算术的乡村学校。历史学家达兰帕尔在为自己的研究著作《美丽之树》查阅英国殖民当局自己早期的调查记录时，发现了大量证据，证明当时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广泛的地方学校教育，其覆盖面往往比后来任何人愿意承认的都要广。

这绝不是一块等待被填满的白板，而是一套业已存在的体系；而对殖民者来说，一套业已存在的体系，就意味着竞争对手。

重点从来不是教育，而是筛选分类

麦考莱的”过人之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于他把教育看作一种行政治理工具。仅凭一小撮英国人，是不可能统治千百万人口的。帝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缓冲阶层：由印度人来处理文书事务、充实各级机构，并把统治者的意志转译给被统治的民众。

他把这一点说得异常坦率。他写道，目标是造就”一个在血统和肤色上是印度人，但在品味、观念、道德和智识上都是英国人”的阶层。帝国想要的是翻译和办事员，而不是学者或科学家：外表是印度人，内里则被塑造成用帝国的方式思考。

于是，在新建的学校和学院里，英语取代了梵语和波斯语。1837年，英语成为法庭用语。政府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英语授课的机构，而远离本土教育机构，后者由于失去支持而日渐凋零。一个曾经孕育出自己的数学、天文学、医学和哲学的文明，如今却被逐渐教导，去把这一切统统视为低劣，而且是用大多数国民根本不会说的一种语言来完成这种教导。

抽干那些真正管用的知识

正是在这里，这个故事从一场文化上的破坏，转变成了某种更为尖锐的东西：就在英国公开把印度的知识贬得一文不值的同时，它其实正忙着攫取其中真正管用的那部分。

以钢铁为例。数百年来，印度一直在生产乌兹钢，一种品质极为出众的坩埚钢，正是它构成了传说中”大马士革”刀剑的原材料。以前工业化时代的标准衡量，这堪称一项冶金学上的奇迹。当欧洲的科学家们接触到它时，他们并没有对它不屑一顾，而是投入极大精力去深入研究，试图逆向破解出印度工匠早已炉火纯青、掌握良久的工艺。这个被视为”一文不值的土著”，其实正坐拥着先进的材料科学。

同样的模式在各个领域反复上演。英国的植物学调查队系统性地编目了印度的植物，以及与之相关的医药知识（诸如阿育吠陀这类体系中积累下来的整套药理学知识），并把相关数据源源不断地送回英国本土的研究机构。农业技术、染料工艺、作物品种、手工技艺：一切有用的东西都被记录在案、带回本国，而与此同时，孕育出这些知识的那个文化，却被告知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传授的东西。

这是一套极其虚伪的双重手法：公开场合把一个文明的知识贬斥得不值一提，私底下却在为了自身利益而大肆挖掘利用。

悠长的回声

麦考莱设计的这套体系，恰恰完成了它最初被设计出来要完成的任务。它造就了一个阶层，这个阶层精通英语，却在不同程度上与自己本民族的精神遗产日渐疏离。这份遗产至今依然清晰可见：体现在英语相对于印度本土语言那种挥之不去的优越地位上，体现在一种长期以来更看重”安稳的办事员之路”而非发明创造的教育文化中，也体现在整个社会一场缓慢而仍在持续的努力中，人们正在重新发现那些曾被教导要加以轻视的知识。

征服最微妙的形式，从来不是夺走你的土地，而是让你相信自己的头脑天生就低人一等，同时在悄然离场之际，把你最好的思想想法顺手揣进自己的口袋。麦考莱对此心知肚明。近两个世纪过去了，扭转这一切，至今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