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奥金莱克告诉伦敦，镇压一场新的起义就等于重新征服印度。十五个月后，英国说出了撤离的日期

1946年2月22日，星期五，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向下院通报了印度这一周的情况。他说，2月18日星期一，孟买的皇家印度海军信号学校“塔尔瓦”号（HMIS Talwar）上，所有军阶低于士官的水兵都“拒绝执勤”。到星期三，又有7000名水兵加入。“已经告知哗变者，只接受无条件投降，”艾德礼说，一艘皇家海军的巡洋舰正在赶来。

十五年前的1931年3月23日，殖民政府在拉合尔绞死了巴格特·辛格。印度人争论的是，这两件事哪一件对结束英国统治起了更大作用。巴格特·辛格的生平和鲍斯的军队，本站各有专文。这一篇要讲的是，把两者放在一起，英国和印度方面的文件怎么说，以及对这些文件读法不同的历史学家。

这个说法能承载多少

这个说法通常分成两半。前一半说，单靠非暴力没有结束殖民统治。后一半说，结束它的是武力，是巴格特·辛格那一脉的武力。文件对前一半的支持很充分，对后一半只支持一部分。

历史学家彼得·费伊把英国公布的权力移交文件与印度国民军老兵的回忆结合起来，他的判断是，这支军队和红堡审判给了英国离开的意愿“一次强有力的、也许是决定性的推动”。西西尔·K·鲍斯和苏加塔·鲍斯编辑的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文集那一卷，其导言说，他的战略成功地“用对祖国自由的新忠诚，取代了印度士兵对奴役他们者的忠诚”。

比平·钱德拉和他的四位合著者在《印度独立斗争》（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中的回应是，关于1945至1946年兵营和街头风潮，海军起义也在其中，流行的图景“完全脱离现实”。他们认为，英国离开，是因为它“统治的正当性多年来已被无可挽回地侵蚀”，而侵蚀它的是国大党的战略，这一战略把大规模非暴力运动与宪政政治结合在一起。另有两位历史学家给予革命者更多分量。卡玛·麦克莱恩那本写印度斯坦社会主义共和协会（HSRA，即巴格特·辛格所属政党）的书，考察了该协会与国大党的关系，出版社称这种关系“远没有人们常想象的那样对立”。剑桥大学出版社介绍杜尔芭·高希的《绅士恐怖分子》（Gentlemanly Terrorists）时说，它“把政治暴力置于印度争取独立运动的中心”。这里引用的段落，没有一段为每条线索各占多少份额给出数字。

记录不支持这样一种看法：是HSRA自己的行动把英国人赶走的。按钱德拉和他的合著者的叙述，1931年2月钱德拉塞卡·阿扎德在阿拉哈巴德一座公园的交火中死去之后，革命运动在旁遮普、北方邦和比哈尔“实际上已告终结”。

每座城市都在卖的一张照片

敌方证人是殖民政府自己的政治警察。1933年，情报局编了一本机密手册《印度与共产主义》，序言由局长H·威廉森签署。他这样写巴格特·辛格：“被告席成了政治讲坛，乡间处处回荡着对他英勇事迹的传颂。他的照片在每座城市和镇子上都有出售，一度在受欢迎程度上，甚至可与甘地先生本人比肩。”同一份材料还记载，总督不得不在1930年颁布一项特别法令，“没有它，对他们的审判可能永远无法结案”。

帕塔比·西塔拉马雅的国大党史出版于1935年，他写到1931年3月的卡拉奇会议：“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一刻，巴格特·辛格的名字在全印度的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不亚于甘地。”年轻人在卡拉奇城外的一个车站，用黑旗示威迎接甘地一行，而甘地，据西塔拉马雅的说法，“大方地从他们手中接过了黑色的花”。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用钱德拉和他的合著者所引的话说，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同时赞扬三名被绞死者的“勇敢和牺牲”。

尼赫鲁在自传里把成名的原因放在炸弹之外。巴格特·辛格“出名不是因为他的恐怖主义行为，而是因为他似乎在当时为拉拉·拉杰帕特·拉伊的荣誉，并通过拉伊为民族的荣誉，讨回了公道”。他还说，巴格特·辛格“成了一个象征；行动被人忘记，象征留了下来”。

绞刑架前七周

1931年2月2日，巴格特·辛格在死囚牢房里写了一封《致青年政治工作者》的信。他预料到自己会被误读。“表面上看，我的行为像个恐怖分子，”他写道。“但我不是恐怖分子。”接着是：“我并不是说炸弹和手枪没有用，恰恰相反。但我要说的是，光是扔炸弹，不仅没有用，有时还有害。”他说，党的武装部门“不能也不应当独立行事”。

他对国大党领导层的信心，并不比对炸弹的信心多。他写道，当时正在进行的运动“注定要以某种妥协或彻底失败收场”，因为“这一次，真正的革命力量没有被请进场内”。他还写道：“真正的革命大军在村庄里和工厂里，是农民和劳动者。但我们的资产阶级领袖不敢也不能去触动他们。”3月5日，甘地与总督欧文勋爵签署了协议。

1930年初，HSRA曾用更硬的措辞向甘地陈述自己的主张。《炸弹哲学》回应的是甘地发表在《青年印度》上的文章《炸弹崇拜》，钱德拉和他的合著者说，该文由巴格瓦蒂·查兰·沃赫拉应阿扎德之请起草。文中说：“恐怖主义不是完整的革命，而没有恐怖主义，革命也不完整。”钱德拉和他的合著者引用了1931年的那封信，并说，在1929年被捕之前，巴格特·辛格“已经”放弃了“对恐怖主义和个人英雄行动的信念”。

奥金莱克的两份评估

1945年10月31日，驻印度总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元帅告诉国务大臣，“军队整体上会接受有限审判的政策”，并说“多数人的看法是，他们全都是叛徒”。费伊引用了这两句话。

第一场红堡审判于11月5日开庭。次日，总督韦维尔勋爵向伦敦警告，国大党企图“用武力颠覆印度现政府”。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元帅前一天在德里，读了这份电文，说在严重骚乱中他“不知道军队从哪里来”。11月16日，参谋长委员会问奥金莱克，如果第二次、规模更大的退出印度起义爆发，他能不能指望自己的印度营。

印度陆军的大部分兵源来自旁遮普，那里的报告也送来了。费伊概述了总督格兰西爵士11月17日的一份备忘录：多数旁遮普人认为三名被告是英雄，若执行死刑，引发的骚动将比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之前的更严重。11月24日，奥金莱克提议停止叛国罪审判，并把自己的答复发给参谋长们。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动用武力的明确声明，“印度军队的忠诚很可能会逐步下降”。如果届时起义爆发而军队失灵，“要重新控制局面，恐怕只有一场有组织的重新征服印度的战役才够”。

艾德礼12月6日写信给佩西克·劳伦斯，说一切都取决于“印度陆军的可靠与精神”。1946年2月，奥金莱克在给英国高级军官的一封秘密信中解释了他为什么减免三名军官的刑期。印度军官承认罪行严重，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任何强制执行判决的企图，都会在全国引起混乱，在军队里则可能引起哗变和分裂，最终导致它解体”。

费伊对这段插曲的解读是：军队“已经没有强制的能力”。至于它会不会服从开枪的命令，“无法说”。他补充道：“军队从未受过考验。”

七十八艘舰船

按《印度独立斗争》一书的统计，78艘舰船和20个岸上机构、共2万名水兵受到波及。作者们说，起义起因于“公然的种族歧视、难以下咽的伙食和辱骂”。2月19日蔓延到卡拉奇，同情罢工波及从马德拉斯到亚丁的军事单位。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共产党的旗帜一起升上了桅杆。他们写道，2月22日，20万至30万孟买工人停工，城里有228名平民死亡，1046人受伤。

艾德礼在下院说，国大党“正式否认参与”。南加的夫的议员卡拉汉问，是否会调查水兵们的怨言，“我认为，其中有相当的道理”。

印度领导人没有支持哗变。甘地2月23日从浦那写道，这“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非暴力的行动”。2月26日他写道：“水兵们听从了萨达尔·帕特尔要他们投降的劝告，这令人大为宽慰。他们没有交出自己的荣誉。”他还说，“如果他们以为凭自己的力量就能把印度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他们就是轻率而无知的”。帕特尔2月22日写信给尼赫鲁，说聚集在孟买的海军和陆军力量“如此强大，足以把他们彻底消灭”。书中指出，真纳劝人投降，对象只是穆斯林水兵。

艾德礼对下院说了什么

1946年3月15日，内阁使团即将动身前往印度，艾德礼对下院说：“1946年的气温，不同于1920年、1930年，甚至不同于1942年的气温。”他刚刚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加快了印度人的抱负。“和平时期缓缓而行的潮水，到了战时会大大加速，”他说。接着是：“我十分确定，眼下民族主义的潮水在印度，也确实在整个亚洲，正奔涌得很快。”稍后又说：“今天我认为，那种民族观念已经传遍各处，在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劳的那些士兵当中，恐怕也不例外。”

他没有点甘地的名。他选的三个年份，1920年、1930年和1942年，正是甘地发动三次大规模运动的年份。这篇讲话把1946年与前面这三个年份对照，并把士兵列为已经改变的事物之一。他还说，如果印度“选择独立，在我们看来，她有权这样做”。

内阁使团是2月19日宣布的，也就是哗变开始的次日。钱德拉和他的合著者给出的内阁作出决定的日期是1946年1月22日，并说宣布的时间在发布一周前就已定好。他们把哗变促成使团的论点称为“显然站不住脚”，并把它追溯到共产党作家R·P·杜特。

1947年2月20日，佩西克·劳伦斯勋爵向上院宣读了政府的新声明：“目前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充满危险，不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声明说，英国打算“在不迟于1948年6月的某个日期”移交权力。其第一段顺带提到，“文官行政机构和印度武装部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印度文职人员和军官”。权力于1947年8月15日移交。

反方的论据

对武力论最有力的反驳，是群众运动的规模。1930年至1931年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以食盐长征开场，按钱德拉的统计，有9万多人入狱，是1920至1922年不合作运动人数的三倍多。同几位作者写道，到1942年底，退出印度起义中被捕的有6万多人。1942年8月31日，总督林利斯戈勋爵电告丘吉尔，他面对的是“1857年以来迄今最严重的叛乱”，费伊记录道。在最高潮时，有57个营、也许4万人投入战场。费伊补充说，那场起义中的非暴力策略，“与个人和暴徒的暴力本能不安地并存，或在其面前崩溃”。

第二个反驳，是1946年2月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在钱德拉一派的叙述中，这场起义表明“英国镇压的手段完好无损”。罢工开始几天后，韦维尔的结论是：“总的说来，印度陆军的表现稳定，值得称赞。”他们补充说，与流行的说法相反，印度士兵并没有拒绝开枪，是一个马拉塔营在孟买围捕了水兵，在卡拉奇迫使对方投降时有六名水兵被打死。

第三个是总督自己的估计，他们引用如下：“我们或许仍能镇压这样的叛乱，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取而代之，将被迫实行几乎完全由官员出面的统治，而所需数量的称职官员并不存在。”他们还说，印度文官系统中的英国官员，从1940年的587人降到1946年的429人。这句话，两派都能拿来用。

第四个是钱。到1945年底，印度在伦敦持有13.21亿英镑的英镑结存，经济学家马塞洛·德阿布雷乌把它同英美贷款与租借协议结算的44亿美元作对照。阿布雷乌的论文谈的是这些结存，不是离开的决定。

“微不足道”一词的来历

据一封1978年才首次印出的信，1956年艾德礼对当时的加尔各答高等法院首席法官P·B·查克拉巴蒂说，英国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士兵和水兵的忠诚遭到侵蚀，他把这归因于鲍斯的军事活动，而甘地的影响“微不足道”。退役军官G·D·巴克希在《鲍斯：一位印度武士》（Bose: An Indian Samurai）中重复了这一说法。

唯一的来源，是查克拉巴蒂1976年3月30日的信，距那次谈话已有二十年。孟加拉历史学家R·C·马宗达1978年的回忆录《Jibaner Smritideep》的附录里有一份影印件。我们没能查阅到那本书。Counterview网站2022年9月转载的一篇事实核查，没有找到任何佐证，并说在艾德礼的其他讲话和著作中，没有一处说过类似的话。1948年1月甘地遇刺后，艾德礼以首相身份说：“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在对印度问题的每一次考虑中，这一个人都是主要因素。”

国父，在电台里

1944年7月6日，印度国民军正在英帕尔前线作战，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向甘地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他的文集把它印作《我们民族之父》。鲍斯对甘地说：“对于身在印度之外的印度人，您是我国当前觉醒的缔造者。”谈到自己这一方对非暴力的看法，他说：“这些男男女女真诚地认为，英国政府永远不会向劝说、道义压力或非暴力抵抗屈服。但是，对于身在印度之外的印度人，方法上的分歧就像家里人之间的分歧。”

甘地在战后作了回答。1946年，他对印度国民军的高级军官说：“你们没有达到直接目标，即击败英国人。但你们可以感到欣慰，整个国家已被唤醒，连正规军也已被触动，有了新的政治觉悟，开始从独立的角度思考。”

并排放在一起看，这些文件支持的是一个比任何一方的说法都更窄的论断。群众运动，就是艾德礼在1946年说的那股潮水，1920年、1930年和1942年是它的标记。军队的可靠性，是奥金莱克和韦维尔私下写到的东西。费伊和钱德拉的分歧在于，后者相对于前者分量有多重：一种说法是“一次强有力的、也许是决定性的推动”，另一种说法是，对一个已经确信自己的正当性已经丧失的政府施加的一种压力。巴格特·辛格在1931年2月的信中，把分量放在村庄和工厂上。

鲍斯在1944年7月6日的广播结尾转向甘地：“民族之父：在这场为印度解放而战的圣战中，我们请求您的祝福和美好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