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育王在道利和焦加达刻下两篇专为羯陵伽而立的敕令：要求司法官员不带怒气、不可仓促断案，承诺每五年派员巡察，并宣布所有人都是他的孩子

阿育王的十四篇摩崖法敕在多个地点成套出现，但在布巴内斯瓦尔以南的道利和甘贾姆县的焦加达，第11、12、13篇缺失。取代它们的，是两篇专为羯陵伽一省写的敕令，收件人是托萨利和萨马帕两座城的官员。第一篇里有一句话，编订阿育王全部铭文的E. Hultzsch（1925年）把它译作“所有人都是我的孩子”。

在第一篇敕令里，国王告诉该城的司法官员，哪些过失会毁掉法官的工作，又说巡察官员多久会来检查一次。在第二篇里，他对省界上尚未征服的各族讲话，并交代官员该向他们许下什么承诺。印度考古调查局（ASI）把这些敕令定在阿育王在位期间，即公元前272年至前236年，并在道利的遗产记录中称它们是写给民众的宪章，也是给王室官员摩诃摩多（Mahamatra）的训示。

达亚河畔一块磨光的岩石

据Hultzsch和D. R. 班达卡尔的记载，道利铭文由马卡姆·基托（Markham Kittoe）中尉于1837年发现。它刻在达亚河左岸一座名为Aswathama的小山丘的北面。ASI的记录给出的刻面尺寸为4.57米乘3.04米，与Hultzsch从基托的记述中引用的15英尺乘10英尺相符，基托说这块岩石经过“凿平磨光”，以便刻字。

刻面上分三栏。据ASI和《奥里萨评论》（Orissa Review），左栏是第一篇专属敕令，中栏是常规的第1至6号敕令，右栏是第7至10号和第14号敕令，第二篇专属敕令在它们下方，四周用直线框住。Hultzsch还补充了施工顺序：第二篇专属敕令紧接第14号敕令之后刻成，第一篇是后来加在左边的。编号沿用詹姆斯·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的做法，他于1838年在《孟加拉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上，根据基托的石印本发表了释读。亚历山大·坎宁安主张对调编号，Hultzsch仍沿用普林塞普的编号，因为现在改动只会让读者糊涂。

铭文上方有一处平台，平台上是一头大象的前半身，高约四英尺，由整块岩石雕成。ASI的记录称它是奥迪沙最早的雕塑作品。班达卡尔注意到它周围有凹槽，说明它当年可能罩着木制顶篷。《奥里萨评论》引用了罗米拉·塔帕尔的看法：它多半出自当地工匠之手，用意是把目光引向旁边的文字。

各种资料对这头动物的标签说法不一。ASI的记录把它称为Gajatme。Hultzsch在道利的象像下印出一个简短的标签，意为“白色的那一个”，并依照比勒（Bühler）的看法，认为这是指代表佛陀的大象。他把gajatame一词（“最好的大象”）与德拉敦县卡尔西的岩石联系在一起。ASI已在道利的岩石上加装了玻璃窗和混凝土顶棚。

第一篇敕令对法官的要求

按Hultzsch的译文，第一篇专属敕令是写给托萨利的摩诃摩多的，即“该城的司法官员”。摩诃摩多是高级官员的头衔，Hultzsch指出，在托萨利和萨马帕，他们掌有司法权。国王开篇就说，训示他们是他实现自己心目中正确之事的主要手段。他说，这些官员管着成千上万的人，目的是赢得这些人的爱戴。

接着是关于孩子的那句话。Hultzsch把它译成这样一个愿望：所有人都应享有“今生和来世的完全的福祉与幸福”，与国王对自己孩子的愿望相同。S. Dhammika的英译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后面几行谈一种具体的失误。某个人被监禁或受到严酷对待，碰巧有一道命令取消了他的监禁，而许多别人仍在受苦。国王说，官员必须设法公平对待所有这些人，并列出了妨碍他们的因素：嫉妒、愤怒、残酷、匆忙、缺乏历练、懒惰和疲劳。Hultzsch的译文把“没有愤怒、避免匆忙”称为这一切的根本。Hultzsch的译文说，被工作累垮的官员“不会起身”，Dhammika把它理解为不会得到晋升，而官员应当不停地前进。

随后是一套巡察制度。国王说，他每五年会派出一名摩诃摩多，此人既不严厉也不凶暴，而是行事温和，去查看法官们是否照训示行事。统治乌贾因（Ujjayini）的王子将每隔不超过三年派一人，塔克西拉也照此办理。这篇敕令要在提舍（Tishya）星宿之日宣读，其间的其他场合则由一名听者单独听取。焦加达的第一篇敕令抄本是写给萨马帕官员的，巡察条款处有残损，而道利抄本对这些条款记得更完整。

第二篇敕令对边境各族说了什么

第二篇敕令在道利是写给托萨利的王子和摩诃摩多的，在焦加达是写给萨马帕的摩诃摩多的。文森特·史密斯在1920年写道，他推测托萨利的这位王子是阿育王的一个儿子。他形容焦加达的专属敕令文本基本完好，道利的文本则损毁严重，所以焦加达抄本补上了道利已经丢失的字句。

敕令以一个设想的问题开头。国王说，边界上尚未征服的各族也许会问，他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按Hultzsch对焦加达文本的译文，他的回答是：他们不必怕他，而应信任他；他们应当得到幸福而不是痛苦；“国王会宽恕他们可以宽恕的事”。他还希望他们奉行法（dhamma），Hultzsch把它译作道德。

官员们奉命执行这一点，并让边境各族相信国王对他们“如同父亲”。这篇敕令要每四个月在提舍日宣读一次。Hultzsch指出，这里的边民在阿育王控制的疆域之外，托萨利和萨马帕的摩诃摩多同时负责与他们打交道。

焦加达，鲁什库利亚河畔的堡城

焦加达位于鲁什库利亚河北岸，靠近潘迪亚村。按Hultzsch的释读，铭文把自己所在的岩石称为凯平伽拉山（Khepingala），沃尔特·埃利奥特（Walter Elliot）于1850年抄录了文本。文字刻在岩石垂直面上的三块石板上，两篇专属敕令在第三块上。它们用边框隔开，上面一篇的上方两角刻有卐字符号，下面一篇刻的是字母m，Hultzsch有记录。

ASI东部分区于1956年和1957年在德巴拉·米特拉（Debala Mitra）主持下在焦加达发掘。《印度考古》（Indian Archaeology）的综述说，遗址上共开了五条探沟，另有一条长117英尺的探沟穿过土筑城垣。城垣有些地方高约25英尺，围起来的区域大致呈方形。出土物包括贝、骨、光玉髓、玛瑙和水晶制成的珠子，报告称其工艺非常出色；还有黑红陶器，一种在西苏帕尔格尔（Sisupalgarh）也有发现的带瘤突器型，以及十一枚普里贵霜型钱币，帕特拉说这类钱币在奥迪沙的其他地方也有出现。

帕特拉在《奥里萨评论》中转述了F. R. 奥尔钦（Allchin）按规模对早期印度城市的分级。按这个分级，焦加达的面积为61至120公顷，列在六级中的第四级，与乌贾因、普拉蒂什塔纳（Pratisthana）和阿努拉德普勒并列。他对该处居住年代的判断比较谨慎，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或7世纪。

第11至13号敕令为什么不在这里

Hultzsch对第13号敕令卡尔西文本的译文说，羯陵伽国是在国王灌顶八年时征服的。译文给出的数字是15万人被掳走，10万人被杀，死者还有数倍之多。ASI和《奥里萨评论》给出的战争年代通行说法约为公元前261年。第13号摩崖法敕及其在坎大哈的希腊文对应铭文和阿育王在战后的转向各有专文。

羯陵伽这两块岩石为什么没有第11、12、13号敕令，这是一种推断，各种资料给出的解释不止一种。帕特拉转述了普里县地方志里的一种说法。第14号敕令说，这一套敕令写成了“有时中等长度、有时扩展”的各种形式，另外还有较短的版本，因为并非每样东西都适合每个地方。第11号敕令界定法，第12号谈宽容，第13号描述战争，所以其中有些篇目也许对一个被征服的省份显得不合适。帕特拉还提出第二种解读：阿育王不想在羯陵伽刻下战争敕令，以免进一步刺痛当地人。史密斯和班达卡尔只是简单地把这两篇专属敕令描述为取代那三篇的敕令，为新并入的省份的需要而起草。

同样的敕令为什么也出现在远离道利的焦加达，是第二个问题。帕特拉引用B. M. 巴鲁阿（Barua）的看法：焦加达的岩石靠近萨马帕，后者是该省南部分区的治所，他还指出，学者们对萨马帕和焦加达是两处地方还是同一处存有分歧。托萨利的位置同样没有定论。史密斯和班达卡尔把它定在道利或其附近，罗米拉·塔帕尔，据《奥里萨评论》所引，也同意。帕特拉写道，自从B. B. 拉尔（Lal）在布巴内斯瓦尔附近的西苏帕尔格尔发掘以来，许多学者把托萨利定在那里，他认为道利更可能是都城的延伸部分，而不是都城本身。他的文章把道利描述为战争发生的地点，但Hultzsch所译第13号敕令的文本并没有点出任何战场。

今天留下的

ASI的遗产记录把道利列为受保护的古迹，并称敕令和大象保存状况良好。据帕特拉记载，岩石旁边有一座和平塔（Shanti Stupa），由日本佛教僧伽（Japan Buddha Sangha）与奥里萨邦政府于1971年和1972年建成。帕特拉和奥迪沙旅游网站都把焦加达描述为ASI保护的古迹，奥迪沙旅游网站称它是该邦第二处有阿育王摩崖大法敕的地方。2006年帕特拉写道，道利周围的土地仍有待发掘，2007年他呼吁在焦加达多做发掘，并改善道路和游客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