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勒·法兹勒算出阿克巴的核定岁入为36亿达姆，并写下了征收与支出这笔钱的品级、税率和规则

阿克巴在位第40年（1595年至1596年），阿布勒·法兹勒清点出皇帝疆域内共有105个县（sarkar）和2,737个镇。H. S. 贾勒特翻译的《阿克巴则例》给出的数字是：十年定额之下每年核定的岁入为3,62,97,55,246达姆（即3,629,755,246达姆）。达姆是一种铜币，在《则例》自己的俸禄表里按40枚折1卢比计算，所以总数约合9,000万卢比，也就是9,070万卢比。

把这本书放在亲眼看过这个国家运转的几位编年史家旁边，就能看出阿克巴怎样给官员发俸禄、怎样丈量田地、怎样向农民征收，也能看出这套制度在哪里漏水。

一部附带手册的编年史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目录说明，《阿克巴纳玛》（Akbarnama）是阿克巴下令编写的本朝官方编年史，由阿布勒·法兹勒在1590年至1596年间写成，并称《阿克巴则例》是它的第三卷。据第一位将它译成英文的H. 布洛赫曼说，其第一部分写皇帝的内廷，第二部分写军队和官员，第三部分写各级衙门、土地丈量和岁入，他还把《则例》的完成定在本朝第42年，约1598年。

作者本人就身在他所描述的制度之内。《阿克巴纳玛》记载，1585年3月的新年宴上，他被擢升为哈扎里（Hazari），即千人统领，而他“并未立下任何功绩的证据”。布洛赫曼曾为他受到的谄媚指控辩护，但文森特·史密斯在1917年写道，态度要冷得多，称他“不是一位实务上的岁入专家”。

从十到一万的品级

Mansab在波斯语里指官职或职位，mansabdar（曼萨卜达尔）就是担任某一职位的人。《则例》第二部分的第三条说，阿克巴设定的品级，从十人统领（dahbashi）一直到一万人统领，凡是5,000以上的统领一律留给他的儿子们。书中列出了六十六个等级，阿布勒·法兹勒把它们与真主之名各字母的数值联系起来。布洛赫曼指出，其中一半只存在于纸面上，史密斯则数出实际在用的有33级。布洛赫曼根据《则例》里的名单估算，曼萨卜达尔总共约1,600人。

据史密斯说，样板来自波斯，那里的品级从12,000人统领一直排到10人统领。巴兹·巴哈杜尔是前马尔瓦统治者，1570年至1571年被授予1,000人的曼萨卜，这是史密斯找到的阿克巴治下最早的一次有品级的任命。按他的叙述，系统的分级出现在本朝第18年（1573年至1574年），也就是古吉拉特陷落之后。

起初，品级就是一个人头数，即官员应当带上战场的骑兵人数。W. H. 莫兰德指出，1,000人的统领并不需要用自己的俸禄养足1,000名骑兵，只需养较少的一个数目。希琳·穆斯维在1981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到1605年阿克巴去世时，一个曼萨卜有了两个数字：zat是个人品级，决定俸禄和身份；sawar是需要养的骑兵人数。

史密斯写道，阿克巴的政府整体上是军事性的，军队品级之外只有宗教和法律方面的职位算得上重要官职。就莫卧儿政府的一般情形，贾杜纳特·萨卡尔补充说，高级的文书和会计人员也列入军队名册，由军队的发饷官发薪，晋升的办法是提高他们名义上的统领数。

印度教徒并没有被排除在名单之外。《阿克巴纳玛》记载的1585年3月那批擢升中，有拉贾巴格万特·达斯升为5,000人统领，拉贾托达尔·马尔升为4,000人统领。关于拉杰普特人的更多来龙去脉，见拉杰普特人究竟是谁。

一个品级领多少钱，又要花掉多少

对大多数品级，《则例》都定了三种俸禄等级，取决于官员的部队配备得有多齐。100人统领共有十一档：人和马全部到齐，每月700卢比；自己一兵一卒都没有，则每月500卢比。莫兰德列出的俸禄表用的是阿克巴时代的卢比。第一等的5,000人统领，每月应得30,000卢比；500人统领2,500卢比；10人统领100卢比。最高的俸禄是最低俸禄的300倍。

官员要从这笔钱里支付马、象、骆驼和大车的开销。按莫兰德的计算，各品级应养的那支队伍，每月的花费是：5,000人统领10,600卢比，500人统领1,170卢比，10人统领44卢比。至于官员实际落到手里多少，他补充说很难讲，因为阿布勒·法兹勒把俸禄写成了固定数额。

俸禄有两种形式。Jagir（贾吉尔）是把一个村庄、一个县或更大一片地方的岁入拨给官员，用来代替薪水。阿布勒·法兹勒写道，改为皇室直辖地和货币俸禄发生在本朝第19年，这一年始于1574年3月11日。在史密斯看来，贾吉尔使贵族过于独立，这就是阿克巴想把它们改掉的原因。莫兰德认为，改制大概从未完成，到贾汉吉尔时代贾吉尔又夺回了地盘。

史密斯又补充说，任何品级都不能世袭，皇帝把自己当作亡故官员财产的继承人。

借来一天的马

俸禄表引来了舞弊，两位编年史家都写到了。阿布勒·法兹勒在《则例》里说，本朝早年，官员把马卖掉，自己充当步兵，或者牵来一匹看上去更像驴的劣马。他的补救办法是建立描述名册，也就是对每个士兵作书面描述，并强制给马烙上帝国的印记，他把这一条定在第18年。

阿卜杜勒·卡迪尔·巴达乌尼是一位宫廷学者，他写了一部对本朝批评尖锐的史书，还在哈尔迪加蒂站在莫卧儿一边打过仗，他讲的是同一件事，只是没那么修饰。据W. H. 洛的译本，织工、木匠和其他手艺人牵着借来的马去烙印，就给自己弄到了一个统领的职位。有时人们被捆住手脚、穿着衣服过秤，查下来才知道这些人是雇来的，衣服和马鞍都是借的。巴达乌尼引用阿克巴的回答是：“我睁着眼睛看得这样清楚，还是得给这些人发饷，好让他们有口饭吃。”

莫兰德判断，阿布勒·法兹勒较为含蓄的措辞，在实质上印证了巴达乌尼的说法。巴达乌尼也记下了整治的办法。首席发饷官沙赫巴兹汗恢复了阿拉乌丁·卡尔吉和舍尔沙的烙印规定，每个官员都要从二十人统领做起，拿出自己骑兵烙了印的马来验看，才能晋升到一百人或更高。

一根竹杆、四类土地和三分之一的收成

《则例》的岁入各章从丈量讲起。测量员此前用的是一条麻绳，潮了就缩、干了就长，所以用湿绳农民吃亏，用干绳国库吃亏。到第19年，一根用铁环连起来的竹杆（jarib）取代了它。第31年以后，一种码，即41指宽的Ilahi gaz（伊拉希码），取代了此前并用的多种码。面积单位bigha（比加）是60gaz乘60gaz。

土地按耕种的频率分类：polaj每年都种；parauti歇一两年；chachar休耕三四年；banjar荒置五年以上。对前两类，官员取好、中、差各一比加地的产量，求出三者的平均，把国家的份额定为这个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只有实际种了庄稼的面积才计税。

《则例》说，舍尔沙，也就是莫卧儿复辟之前的那位阿富汗统治者，他的税率在每一个省都是最低的核定税额。书里还说，在更早的统治者治下，整个印度斯坦取的是产量的六分之一。莫兰德把三分之一的规矩理解为：国家想取走总产量三分之一的平均货币价值。他由此得出结论：在按阿克巴条例核定税额的各省，农民交出的收入份额，比他今天的继承者交的地租大得多。

《则例》说，征收官应当是“农人的朋友”，要借钱给缺钱的农民并让他们慢慢归还，不得多取耕种面积以外的任何东西，要直接同每个农民打交道，而不是把估产交给村长。村长或村会计即便只是为表敬意献上一个达姆，也要拒收，并且每月都要上报物价、地租和穷人的状况。

史密斯认为这些原则是健全的，但怀疑实践是否同条文相符，并判定这套税额“极其严酷”。他举出减免作为证据：1586年，即第31年，因为物价太低，农民付不起全额现金税率，德里、奥德和阿拉哈巴德的直辖地被减免了一百多万卢比，前一年也有过类似的减免。

本该解决问题的征收官

阿布勒·法兹勒还描述了第19年的另一项改革。直辖地被划成若干片，每片预期产出一千万（一个crore）tanka（坦卡），每片之上设一名叫karori（卡罗里）的征收官。数目是182个，他说这套办法既保障了军队的供养，又防止了侵吞。他的译者H. 贝弗里奇在脚注里说他在这件事上“过于简略”。史密斯把这套办法定在1575年至1576年，估计一名卡罗里管辖的地片是25万卢比。

巴达乌尼的说法要严厉得多。他写道，卡罗里是凭着可靠才被选中的，并且得提供担保，却不守规矩，全国很大一部分地方“因卡罗里的贪婪”而荒废。巴达乌尼还补充说，“农人的妻儿被卖掉，流散四方”。托达尔·马尔随后传讯卡罗里问罪，许多人死于杖责和狱中。

史密斯认为巴达乌尼满怀怨恨、近乎狂热，但承认凡是能查证之处，他陈述的事实通常是正确的。史密斯对这套办法的结论是：一次严重的失败，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细节，能让人验证阿布勒·法兹勒的称赞或巴达乌尼的痛斥。他1917年的这一判断，依据的仍是这两部编年史。

十二个省和十年平均数

据史密斯说，在1579年至1580年，即本朝第24年和第25年，帝国被划分为十二个subah（苏巴），即省。《则例》列出的是阿拉哈巴德、阿格拉、奥德、阿杰梅尔、艾哈迈达巴德（古吉拉特）、比哈尔、孟加拉、德里、喀布尔、拉合尔、木尔坦和马尔瓦，并补充说，贝拉尔、坎代什和艾哈迈德讷格尔被征服之后，数目增加到十五个。《阿克巴纳玛》说，每个省都配有一名总督、一名diwan（迪万，岁入官）、一名bakhshi（巴赫什，军队发饷官）、一名法官、一名sadr（萨德尔，宗教赠地的主管）、一名kotwal（科特瓦尔，城市警务长官）、一名海军统帅和一名记录官。

萨卡尔认为，总督与迪万成对设置是有意的，借自更早的伊斯兰惯例，意在让两者彼此严密监视。《则例》给总督的训示里有一句，说他“不得干涉任何人的信仰”。阿克巴更广泛的政策见共同的圣徒一文。

十年定额就出现在那几年。阿布勒·法兹勒解释说，帝国扩大之后，每年重新调整物价和税率的办法行不通了，农民抱怨征收过多，受封者抱怨欠款收不回来。于是把第15年到第24年合并起来，取总数的十分之一定为年度核定额。史密斯指出，如果以收成最好的那一年为标准，那么征收要求一定很重。

布洛赫曼把《则例》第三部分里的新税册记在托达尔·马尔名下。《阿克巴纳玛》则谨慎得多。它说这项工作交给了托达尔·马尔和霍贾·沙·曼苏尔，但托达尔·马尔被派去了东部各省，是霍贾领会了指示并拟出了方案。史密斯把托达尔·马尔的离开定在1580年1月的孟加拉叛乱，称沙·曼苏尔是一位技艺高超、挑起了重担的会计。史密斯发现，托达尔·马尔早在1573年至1575年就在古吉拉特试行过主要的做法，丈量土地并定下十年的征收额。

托达尔·马尔，以及随后的审核

布洛赫曼说托达尔·马尔是一名卡特里（Khatri），从文书起家。穆扎法尔汗·图尔巴蒂在第15年重做税额核定时，得到了他的帮助。托达尔·马尔随后核定了古吉拉特，在孟加拉和比哈尔作战，按布洛赫曼的纪年，到第27年成为迪万，确切地说是vakil（瓦基尔，宰相）。布洛赫曼补充说，他下令政府账目用波斯文而不是印地语记录，这迫使印度教徒文书去学宫廷语言。

这套制度在几年之内就受到了审核。1585年，阿克巴任命米尔·法特胡拉·设拉子为Amin-ul-Mulk（国家受托人），并命托达尔·马尔听取他的建议来管理财政官员。阿布勒·法兹勒“原文”转录了法特胡拉的指责。法特胡拉说，在帝国变成直辖地的那一年，会计们是凭猜测和估算做的账，而要求征收官给农民开收据的规矩也被丢掉了。本朝的官方史书，把对自己岁入机器的批评印了出来。

托达尔·马尔死于1589年。《阿克巴纳玛》说，曾参加他火葬的拉贾巴格万特·达斯，在那年十一月中旬去世。巴达乌尼在伊斯兰历998年的条目里，把两个人都打入地狱，求真主烧焦他们，并引了一句诗，说托达尔·马尔的暴虐压迫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