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科里案中，有人逼阿什法克乌拉·汗反过来指证他的印度教同志，他拒绝了，英国殖民政府在他27岁时将他绞死

1927年12月16日，在戈勒克布尔监狱里，拉姆·普拉萨德·比斯米尔写下了自己行刑的时刻：12月19日星期一清晨六点。他正在写完一部在死囚牢房里秘密写成的自传，其中有一章从第一行起就用第二人称对另一个人说话。

“我清楚地记得，在国王的诏书颁布之后，我回到沙贾汉布尔，是在学校里遇见你的”，这一章这样开头。“你很想见我。你想和我谈迈恩布里阴谋案。我心想，一个穆斯林学生为什么要这样同我说话，便冷淡地敷衍了你。”

这一章的标题是“阿什法克”。它写给的那个人，阿什法克乌拉·汗，当时在法扎巴德监狱，在同一桩案子里被判了死刑。下文引用的比斯米尔著作的每一段，都是tuput编辑部根据Gadya Kosh上的印地语原文所作的翻译。企鹅印度出版社于2025年出版了英文版，书名为《A Glimpse of My Life》。

地主之子，一次警察搜查，和一次冷遇

阿什法克乌拉1900年10月22日出生在联合省的沙贾汉布尔，父亲是沙菲库拉·汗，母亲是马扎鲁妮萨，家境富有，是地主之家。ThePrint补充说，他父亲一系是帕坦人，母亲一系在殖民政府里任职。

他走上革命道路是从学校开始的。七年级时，警察闯进学校抓捕一名学生拉贾拉姆·巴蒂亚，此人因1918年的迈恩布里阴谋案被通缉，阿什法克乌拉由此接触到革命政治，并开始在省内寻找革命团体。他通过朋友巴纳尔西拉尔，请人引荐比斯米尔，后者在那桩案子里已被宣布为逃犯。巴纳尔西拉尔后来成了王室一方指证卡科里诸人的证人。

1920年2月，国王的一道大赦令释放了迈恩布里案的囚犯，比斯米尔回到沙贾汉布尔，这是在贾利安瓦拉巴格惨案十个月之后。特里帕蒂和阿加瓦尔2020年在《Janata Weekly》上的文章，依据的是阿什法克乌拉自己的文字，他们说比斯米尔起初不愿见他，并且怀疑一个穆斯林为什么想加入革命党，比斯米尔自己的那一章也是这样说的。

净化仪式，卡菲尔，和一场高烧

这个年轻人没有放弃。“没过多久，你就像我的弟弟一样了”，比斯米尔写道，并补充说，阿什法克乌拉的哥哥当年是他在乌尔都语中学的同班同学。“人人都惊讶，一个坚定的雅利安社成员和一个穆斯林竟然会是朋友。我那时给穆斯林做净化仪式。我住在雅利安社的庙里。”净化仪式（shuddhi），字面意思是净化，是雅利安社接纳穆斯林重新皈依印度教的仪式。

“这一切你都不在乎”，他接着写道。“我的一些同伴因为你是穆斯林而用仇恨的眼光看你，但你站得很稳。”比斯米尔写道，一次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发生争吵时，阿什法克乌拉自己街区里的人都当面辱骂他，叫他卡菲尔，即不信教的人，“可你没有一次同意他们的看法”。

镇上许多人都在想，他会不会改宗。“很多人怀疑你可能会放弃伊斯兰教，接受净化。可你的心没有半点不洁，那还要净化什么呢？”“你和我之间没有任何差别。我们常常吃同一个盘子里的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有什么差别这种想法，已经从我心里消失了。”

比斯米尔还写到，一次心悸发作时，阿什法克乌拉昏迷不醒，嘴里喊着“罗摩，哎呀罗摩”，亲戚们却劝他念“安拉，安拉”。他总是叫比斯米尔“罗摩”，叫不出他的名字。一个知道这件事的朋友把比斯米尔找了来，病人才平静下来。

汗家的人讲了一个与之吻合的故事。阿什法克乌拉哥哥里亚萨图拉的孙子阿法库拉·汗，2025年对PTI说，比斯米尔会在沙贾汉布尔的雅利安社庙里举行火供，而阿什法克乌拉就在同一个地方做纳玛孜。他说，卡科里行动前几个月，一伙暴徒袭击了这座庙，阿什法克乌拉“第一个迎向了暴徒”。要了解像这样一段友谊背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共享圣地和圣徒的更长历史，可参见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共享圣人。

读过《贺拉提乌斯》的诗人

哈斯拉特和瓦尔西是阿什法克乌拉写乌尔都语诗时用的笔名。他留存下来的散文来自一部编辑成书的文集《Amar Shahid Ashfakulla Khan》，由巴纳尔西达斯·查图尔维迪编纂，拉杰卡马尔出版社出版。尼赫鲁大学的两位研究者哈尔什瓦尔丹·特里帕蒂和普拉巴尔·萨兰·阿加瓦尔，在与一位米利亚伊斯兰大学学者商量后，从乌尔都语译出了他的文字，下文他的每一句话都引自他们的英译。

他们把他的爱国心追溯到两首诗：沃尔特·司各特的《爱国》，他在八年级读过，以及麦考利的《贺拉提乌斯》，写的是那个罗马人如何抵挡伊特鲁里亚军队保卫罗马，这首诗他在自己的文字里引用过两次。“这首诗成了我热爱祖国的基础”，他在一篇关于迈恩布里阴谋案的短文里写道。对于政府称之为煽动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些年轻人，他写道：“如果这些年轻人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他们就会被看作建国者！”

有一种信念他后来放弃了。他狱中自传的最后一篇记录了，他年轻时曾祈祷土耳其人获胜并统治印度：“我过去想着并祈祷，土耳其人应该获胜，在印度确立宗主权。”对这个愿望，他说：“我想我当时愚蠢又糊涂，因为我想抛开一副奴役的锁链，却去拥抱另一副。”

同一篇文章说，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和比斯米尔参加了不合作运动，在市政选举中为自治党拉票，在骚乱之后走遍沙贾汉布尔县，并在印度斯坦共和协会里一起工作。国大党的悼念页面说，他于1924年参与创建了这个组织。

十个人，一条链子，和趴在地上的押运员

比斯米尔说，他是根据一张铁路时刻表想出这个计划的。他估计，从萨哈兰普尔开往勒克瑙的那趟火车，沿途至少会收到一万卢比，于是决定拉链停车，抢押运员的保险箱。据他的叙述，做这件事的是十个年轻人。

阿什法克乌拉起初并不热心。哈尔什瓦尔丹2021年在《National Herald》上写道，他反对这次行动，因为党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应对政府的反应，而委员会一旦决定要干，他就全力参与，是那个砸开沉重铁柜的人。阿法库拉·汗对PTI讲了同样的先疑虑后被说服的经过：比斯米尔“让他相信，这次行动是为了争取自由斗争的更大利益”。

比斯米尔自己的讲述里有一点针对统治者的喜剧味道。押运员想爬回车上时，被命令趴在地上，这样火车没有他就不能开走。他写道，十四名乘客带着枪或步枪，车上还有两名武装的英国士兵，可是所有人都保持安静。司机趴在机车里，司炉躲进了厕所，“他们两个都是英国人”。

并非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一名乘客艾哈迈德·阿里中枪。法官A. H.汉密尔顿在《印度季刊》后来转载的判决中，认为艾哈迈德·阿里不太可能是被蓄意瞄准的，但写道，沿着车厢两侧的射击“显示出对人命的漠视”。

一天三十人被捕，和德里的一个朋友

警方的回应在1925年9月26日到来。据比斯米尔说，一个名叫霍顿的刑事调查局官员，一网打尽，让全省大约三十个人被捕。《季刊》给出的逮捕令日期相同，并说第二天执行。

二十六人被送到一名特别法官面前，另有三人消失了：按比斯米尔的名单，是萨钦德拉纳特·巴克希、钱德拉谢卡尔·阿扎德和阿什法克乌拉。另有两人做了污点证人，即以作证换取赦免的王室证人，《季刊》写明是巴纳尔西拉尔和因杜布山·米特拉，两人都来自沙贾汉布尔。班瓦里·拉尔认了罪，被判五年。

判决于1927年4月6日作出。汉密尔顿在勒克瑙担任特别法官，判三人绞刑：比斯米尔、拉金德拉·拉希里和罗尚·辛格。一人被判终身流放，其余多数人领了徒刑。被告席上没有阿什法克乌拉。

据特里帕蒂和阿加瓦尔的叙述，阿什法克乌拉去了尼泊尔，又到了坎普尔，在那里见了编辑加内什·尚卡尔·维迪亚尔蒂，然后去了帕拉毛的道尔顿根杰，用假名当了大约六个月的职员。在德里，准备出国途中，他借住的那个朋友把他出卖给了警察。

被捕的日期没有定论。有几种说法是1926年12月7日，而国大党自己的悼念页面说是1926年7月17日。尼赫特·法蒂玛在《SabrangIndia》上写道，那个朋友想要英国人悬赏在阿什法克乌拉头上的赏金。

那个提议

关于羁押期间发生了什么，各种记述在是谁先开口这一点上并不一致。哈尔什瓦尔丹说，卡科里审判中的一名穆斯林法官曾试图说服阿什法克乌拉做污点证人，并引用了他的回答：“我是[卡科里阴谋案被告中]唯一的穆斯林，所以我肩上的责任很重。如果我做了错事[做污点证人]，整个穆斯林群体都会被抹黑。让我体面地死吧。”

法蒂玛说那是一名监狱长，他许诺，如果他指证比斯米尔，就帮他争取释放，并警告他，比斯米尔是一个坚定的印度教徒，想要的无非是印度教徒的统治。两位作者都没有提到任何文件，而且两人说的官员级别也不同，所以这些话只算是转述的传闻。其他复述里放在他嘴里的更长的话没有引用任何出处，tuput不予引用。

比斯米尔自己的记录也指向同一个方向。比斯米尔写道，刑事调查局的警长在狱中见过他，说想让他做政府的证人。结尾一章补充说，政府自己就已经宣布阿什法克乌拉是拉姆·普拉萨德的右手，并追问由此引出的结论：“如果阿什法克乌拉，一个坚定的穆斯林，能成为革命党里一位坚定的雅利安社成员的右手，那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什么不能忘掉各自的小利，以新印度自由的名义团结起来呢？”

勒克瑙的死囚牢房

阿什法克乌拉是在主案之后受审的，比斯米尔用一句话概括了这场审判：“法庭认定你是我的副手，法官在写判决时，把胜利的花环，也就是绞索，套在了你的脖子上。”

高等法院审理了上诉。1927年8月23日，内政委员克雷拉尔先生对立法议会说，卡科里案“昨天才结束”。克雷拉尔拿它作为反对废除《刑法修正法》一部分内容的论据，说这个案子“证明了存在一个或多个性质危险的组织”。上诉期间，两人在勒克瑙监狱的死囚牢房里待了几天，面对面。

求情接踵而来。按比斯米尔列出的清单，有一份由联合省参议会几乎全部民选议员签名的陈情书，一份由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的78名议员签名的陈情书，还有他父亲另外递交的一份请愿书，上面有250名拉伊斯（有地位的人）、荣誉法官和地主的签名。马丹·莫汉·马拉维亚和其他议会议员去见了总督。比斯米尔写道，省政府对这一切一概不听，总督也不听。向伦敦枢密院提出的上诉被驳回。

议会的陈情书依据的是法院法官的一句话，即政府可以对悔过者减轻处罚，而阿什法克乌拉并不想提出这样的请求。“阿什法克乌拉·汗不愿意向英国政府请求宽恕”，比斯米尔写道。阿什法克乌拉一贯的信念是，除了向神祈祷，不应向任何人祈求。“只是因为我特别坚持，他才递了请愿。是我动用了我们感情上神圣的权利，动摇了阿什法克坚定的决心，错在我一个人。”比斯米尔说，一封道歉信在兄弟节那天从戈勒克布尔监狱发出，但是否送到了他手里，只有神知道。

从法扎巴德监狱传出的口信

行刑前几天，阿什法克乌拉从法扎巴德偷偷送出了一份给国家的最后口信。据特里帕蒂和阿加瓦尔的译文，他写到了自己想要的自由：“我要的是这样一种印度斯坦的自由，那里穷人能够安乐、轻松地生活。”他祈祷的那一天，是“机车车间的机修工阿卜杜拉，皮匠达尼亚，和普通农民”被人看到坐在椅子上，面对勒克瑙查塔尔宫里的哈利克乌扎曼、贾加特·纳拉因·穆拉和马哈茂达巴德王公。他对共产主义者写道：“我的心总是为穷苦的农民和无助的工人哭泣。”

关于分裂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争吵，在特里帕蒂和阿加瓦尔取自沙姆苏尔·伊斯兰有关他殉难的研究的一段话里，他写道：“不可能让七千万穆斯林皈依印度教，也不可能让两亿两千万印度教徒变成穆斯林。”网上流传着一份印地语的“最后口信”，里面有一句说自己是第一个走上绞架的穆斯林。我们打开过的任何文本里都没有这一句，所以这里不引用。

狱中自传走得更远。“如果印度获得自由，但英国人之外换成我们自己的人来掌握政府，而贫富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歧视仍然存在”，他写道，“我会向神祈祷，在平等确立之前，不要赐给我们自由。”

比斯米尔自己的最后一章论证说，政府利用两个群体之间的争吵，已经适得其反。他写道，伯肯黑德勋爵被推动着去利用这些争吵，收紧印度的锁链，并引了一句乌尔都语谚语：“他们本想免去斋戒，结果把礼拜挂到了脖子上。”他提出，两个群体的领袖应当在下一次国大党大会，也就是马德拉斯大会上聚在一起，纪念卡科里的人，并为朋友作保：“我现在说的，也是阿什法克乌拉·汗·瓦尔西的看法。”比斯米尔写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是“我们的纪念碑，我们最后的愿望，不管它多么难以实现”。英国人是否真的有意利用这些争吵，是被设计出来的分裂一文的主题。

1927年12月19日

四个人死在三个地方。比斯米尔在戈勒克布尔被绞死，阿什法克乌拉在法扎巴德，罗尚·辛格在阿拉哈巴德，都在12月19日。拉金德拉·拉希里两天前已在贡达被绞死。

临终前，一封信寄给了萨钦德拉纳特·巴克希的姐姐，阿什法克乌拉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姐姐。ETV Bharat刊出了信的英文：“绞刑将于12月19日在法扎巴德监狱执行。我希望我的遗体运到勒克瑙火车站时，你一定要来见我。”一位同样叫阿什法克乌拉·汗的曾孙对ETV Bharat说，有人问阿什法克乌拉最后的愿望时，他回答：“如果我有什么愿望，那就是请有人把祖国的遗骸放进我的裹尸布里。”这一说法来自家族，没有任何文件作依据。

阿法库拉·汗对PTI说，遗嘱要求家族每一代都有一个孩子取名阿什法克乌拉。家人等了一代，因为这个名字会唤起伤心的记忆，后来才用了它来纪念。

1927年12月26日，也就是绞刑一周之后，印度国民大会党在马德拉斯开会，主席是安萨里博士。《季刊》记载，第一批决议未经辩论、一致通过，其中一项把“对政府冷酷的态度，即没有减轻卡科里案中那些残酷的判决，深感痛心”载入了记录。特里帕蒂和阿加瓦尔补充说，印度斯坦共和协会后来改名为印度斯坦社会主义共和协会，由巴格特·辛格和阿扎德领导。

1997年的一枚邮票，2026年的雕像

1997年12月19日，也就是绞刑七十周年那天，印度邮政为比斯米尔和阿什法克乌拉·汗发行了一枚面值200派沙的邮票。

沙贾汉布尔市政公司办公室外的比斯米尔、阿什法克乌拉和罗尚·辛格的雕像，2026年3月被一名道路工程承包商拆掉。《Free Press Journal》报道说，市政方面的消息人士介绍了一项400万卢比（40 lakh）的智慧道路计划，并说雕像是在没有通知高级官员的情况下被移走的，拆除过程中还有损坏，而承包商本来打算在另一个地点把它们重新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