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姆·普拉萨德·比斯米尔领导了卡科里劫车，又在死囚牢里写下，革命者五十年内都不可能成功。殖民政府在他30岁时将他绞死

1927年12月16日，在戈勒克布尔县监狱的一间死囚牢里，30岁的拉姆·普拉萨德·比斯米尔以一个日期开始了自传的最后一章。“今天是1927年12月16日，绞死这具身体的日期已经定下：1927年12月19日，星期一，早晨六点（波乌什月黑半月第11日，萨姆瓦特1984年）。所以到了那个时辰，我就得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本书分四部分、29章，从他祖父出生的瓜廖尔邦的恰姆巴尔一带的村庄写起，以一首写给四名将被绞死之人的诗收尾。印地语全文可以在Gadya Kosh网站上读到，互联网档案馆还存有第二份。本文中的每一句英文引文，都是tuput编辑部根据这份印地语原文自己译出的。

九英尺见方的牢房

比斯米尔把那间牢房描写得很准确。长九英尺，宽九英尺，门高六英尺、宽两英尺，建在没有任何遮蔽的空地沙面上。“吃饭、洗澡、大小便和睡觉，都在这一间牢房里。”他写道。饭菜盛在陶罐里送进来，他有两条毯子，每夜睡三四个小时，蚊子一直嗡嗡叫到天亮。

他把时间安排怪在政府头上。“政府想慢慢把我闷死，”他写道，“所以才把上诉定在三个半月以后，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随后他又加了一句：“我很喜欢这间牢房。我本来就想花些日子待在苦行者的山洞里修习瑜伽。到头来，这个愿望也实现了。就算没找到苦行者的山洞，我也找到了一个修行的洞穴。”

书页是一点一点流出监狱的。拉努·乌尼亚尔在《图书评论》杂志评论英译本时，引用了英译本第xiii页的话，称它们是“在一名同情他的看守帮助下，分三部分偷偷带出了监狱”。乌尼亚尔写道，报纸《普拉塔普》的编辑加内什·尚卡尔·维迪亚尔提于1928年以《卡科里的烈士》（Kakori ke Shaheed）为名出版了这本书，英国政府随即查禁。比斯米尔自己起的书名，她给的是《Nij Jiwan Ki Ek Chhata》。企鹅印度出版社于2025年4月推出了阿瓦德什·特里帕蒂的英译本《A Glimpse of My Life》。

一天五十支烟，一箱偷来的卢比

比斯米尔1897年6月11日生于联合省的沙贾汉布尔。父亲穆拉利达尔卖法院用的印花，放贷，还养着三辆供出租的牛车。祖父是在一个饥荒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进的这座城，他能找到的唯一一份活，一个月只给三卢比。

回忆录从他自己的毛病讲起。大约14岁时，他开始从父亲的箱子里拿钱买小说。“我抽得很凶，”他写道，“一天要抽掉五六十支烟。”有一天，他在大麻饮料（bhang）的劲头上去撬箱子，把箱子弄得哗啦响，母亲抓住了他，搜了他的箱子，翻出许多卢比。那些小说当场被撕掉。

他两次没通过乌尔都语中学的考试，父亲想让他去学做生意，母亲却硬是送他去学了英语。一位寺庙祭司教他祈祷和锻炼，同学苏希尔昌德拉·森帮他戒了烟，一个叫蒙希·因德拉吉特的人把他引向雅利安社，也就是斯瓦米·达亚南达创立的印度教改革运动。比斯米尔写道，读了达亚南达的《真理之光》（Satyarth Prakash），他的一切都翻转了过来。此后五年，他不吃盐。

他的母亲是自己学会读印地语的，从邻居的朋友那里学起，那时比斯米尔五到七岁。他记下，祖母主张家里溺杀女婴的习俗，但母亲不肯。“在我家，女儿第一次被养大了。”他写道。

报纸上的一句话、一辆马车和一本禁书

斯瓦米·索姆德夫，本名布拉杰拉尔·乔普拉，生于拉合尔，是他的政治导师，有一段时间住在沙贾汉布尔的雅利安社庙里。索姆德夫叫他入学考试之后去欧洲，去看看意大利，马志尼的国家。

后来一份报纸登出了拉合尔阴谋案的判决。比斯米尔读过巴伊·帕尔马南德写的印度史，对他十分敬重。“读到巴伊·帕尔马南德被判绞刑，我浑身像着了火，”他写道，“我想：英国人是大暴君。他们若能对这样一个大人物下令上绞架，他们的统治就没有公道可言。我发誓要为此报仇，并且终生致力于摧毁英国的统治。”索姆德夫回答他：“发誓容易，坚持难。”

英国自己的叛乱调查委员会在1918年的报告里，统计出九批阴谋者依《印度防卫法》被送交特别法庭审判，28人被绞死，29人被无罪释放，并记载帕尔马南德的最终刑罚是终身流放。

1916年圣诞节的勒克瑙国大党大会上，据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记的日期，接待委员会里的温和派领导人打算在车站把巴尔·甘加达尔·蒂拉克送上一辆汽车，绕城开出去，不搞游行，但比斯米尔和一名大学生躺在了汽车前面。“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写道，“我只是哭着说，从我身上轧过去。”年轻人把一辆雇来的马车的马卸下，用手拉着蒂拉克穿过了勒克瑙。

在同一次大会上，他听说有一个秘密社团打算加入革命运动，不久他就进了它的执行机构。它需要钱和武器。他对母亲说想做一桩利润不错的生意，她给了他200卢比，后来又给了200卢比；他写了一本书，《美国如何获得独立》，用售书所得还了母亲。一份传单《致国人书》发往好几个县。联合省政府把两样东西都查没了。

亚穆纳河岸边的三声枪响

那本被禁的书在1918年12月的德里国大党大会上再次开卖。年轻人站在大会帐篷外喊着“联合省查禁的书，《美国如何获得独立》”，侦探把国大党营地围了起来。比斯米尔是随沙贾汉布尔救护队来的，他把大约200本书裹在大衣里。“我穿着制服，戴着帽子，胳膊上是一枚醒目的红色救护徽章，”他写道，“没有人起疑。”

大约在那时，曼普里小组瓦解了。一名成员另立山头，命令另一人去抢自己的亲戚；那人受到死亡威胁，跑去报了警。比斯米尔逃到普拉亚格，同伴们在那里决定，一个可能会说出去的软弱成员应该被杀掉。“我说，杀人是不对的，”他写道。他们照样干了，把时间定在第二天。

那天傍晚，按他自己的日期是1月22日，他闭着眼睛坐在亚穆纳河岸边祈祷。坐在他附近的三人中，有一个几天前和他吵过架，比斯米尔以为事情已经了结。那人从大约两码外开了一枪毛瑟手枪。“子弹擦着我的耳朵飞了过去，”比斯米尔写道。第一发子弹哑火。一共开了三枪，没有一枪打中他。“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他发烧了好几个月，脑子里想的都是报仇，有一次还带着左轮手枪出去杀那个人，没有成功。母亲明白了，要他答应不杀那些想杀他的人，但他犹豫了。“她说她是在讨还做母亲的债，”他写道，“我说我已经发过誓要报仇。母亲让我破了誓。她自己的诺言却守得牢牢的。该低头的是我。”那一天，他的烧开始退了。别处他把她的命令写得完整：“即使是你的仇人，也绝不要置他于死地。”

警方随后威胁要拍卖他在祖父遗产中的那一份，他父亲把一栋值2000卢比的房子以800卢比卖掉，离开了沙贾汉布尔。比斯米尔过起了村民的日子，在贫瘠的地上耕田放牛，在笔记本上翻译一本孟加拉语的书，不时中断，拿棍子去追牲口。逃亡的人好几个月靠吃鹰嘴豆过活。他用拉姆和阿格亚特（意为“无名者”）这两个名字写文章，用比斯米尔这个名字写诗，比斯米尔是个乌尔都语词，意思是被献祭的、被屠宰的。人们常常安在他头上的那句对联“Sarfaroshi ki tamanna”，据Rekhta网站所说，作者是另一个人，比斯米尔·阿齐马巴迪，并且它不在这部自传里。

1919年12月底，国王兼皇帝对政治犯宽大处理的诏书传到阿姆利则国大党大会时，距军队在贾利安瓦拉巴格开枪已过去八个多月，莫提拉尔·尼赫鲁告诉代表们，它来得“正在这场大会的前夕”。比斯米尔回了家，他写道，在沙贾汉布尔，他站在谁身边，谁就道一声纳马斯特然后走开。那些曾经不肯为200卢比作保的朋友，后来却把一袋袋4000卢比和有执照的枪留在他那里保管。“我对时势的这番变化一笑置之。”

卡科里附近的火车

不合作运动消退后，比斯米尔重建了这个组织，发现它饿着肚子。成员们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他写道。有些人冒充学生去施粥处吃饭，而他，十五年来一天喝一次牛奶，看到他们的处境便不再喝，跟他们一起吃炒面粉做的萨图。“我常常流泪，”他写道。

钱来自一列火车。一次旅行中，他看到一名站长把一个袋子装进押运车厢里的铁箱，在勒克瑙，他又看到苦力卸这种箱子，既没有链子也没有锁。他按时刻表估算，从萨哈兰布尔来的那趟车到勒克瑙时会载着大约10000卢比。“我们不想拿任何人的私人财产，”他写道，“既然非抢不可，为什么不抢政府的钱？”

据《印度季刊记事》记载，1925年8月9日，一列客车在距勒克瑙枢纽站十英里以内被拦停并遭抢劫。比斯米尔说，动手的是十个年轻人，大多约22岁。他们拉了二等车厢的紧急制动链，先用凿子试铁箱，然后用斧头。乘客被告知留在车厢里，押运员被告知趴在地上。两个人被安排在草丛里，每五分钟开一枪，那是他下的命令，他也告诉过所有人，除非有人持枪反抗，否则不许向任何人射击。

一个从押运车厢出来的人还是开了一枪毛瑟手枪，比斯米尔责备了他。“他想，这样的机会什么时候还会再来？”他写道。一名下了车要去找妻子的乘客中弹身亡，比斯米尔相信那颗子弹就是这个人打的。按他的统计，有14名乘客带着枪，其中两人是英国士兵，没有一个人动。

特别法庭上听到了什么

据《季刊记事》记载，1925年9月25日，一名叫R. A. 霍顿的刑事调查部军官签发了拘捕令，次日有30多人被抓。比斯米尔在凌晨四点被捕，只围着一条毛巾，他很客气地跟着去了，没有戴手铐。在警察局，一名军官对他讲了只有他和另一个人才知道的事。“我对这项工作已经厌倦了，”他这样写那几个星期，“一想到往后的工作还要杀多少人，我就愣住了。”

沙贾汉布尔的两个人转为污点证人，巴纳尔西拉尔和因杜布尚·米特拉，法庭赦免了他们二人。第三个人，来自拉伊巴雷利的班瓦里·拉尔，招供后被判五年。比斯米尔的朋友早就说过，巴纳尔西拉尔会出卖他们。一名县征税官告诉他，除非他作出供述，否则要被绞死。刑事调查部的那位上尉走得更远，他写道：只要他说出同孟加拉的联系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就给他短刑期、一张去英国的船票，外加15000卢比的赏金。“我在心里大笑不止。”上尉最后一次来时，他不肯走出牢房。

特别地方法官赛义德·艾努丁把21人移送刑事法庭（Sessions）审理。比斯米尔说，艾努丁“心满意足地帮着警方”，对被告满嘴甜言蜜语，把所有对被告不利的话都记下来。囚犯们绝食期间，比斯米尔写道，他靠喝水撑了15天，第16天被人从鼻子里灌进牛奶。达莫达尔·斯瓦鲁普·赛特病得太重，据《季刊记事》说，他的审判被推迟了。

1927年4月6日，在勒克瑙，特别法官A. H. 德·B. 汉密尔顿面前，经过250多名证人和近1100件证物之后，三人被判绞刑：比斯米尔、拉金德拉·拉希里和罗尚·辛格。 阿什法克乌拉·汗在主案之后受审，同样被判绞刑。在这个案子之前，比斯米尔从未进过法庭，他为自己辩护，并回忆说公诉人曾说，这比几百名律师做得都好。汉密尔顿认定他是阴谋中最重要的成员，这是《季刊记事》对判决的概括，同时他还说：“我个人确实相信，绝大多数被告参加这个阴谋，不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利益或好处。”

法官也列举了另一面，点名了在巴姆劳利被子弹击中的两个人，在德瓦尔卡布尔受伤的四个人，在比奇布尔被燃烧的布烧灼折磨的一个人，以及在卡科里中枪的艾哈迈德·阿里。汉密尔顿认为，艾哈迈德·阿里不太可能是被故意瞄准的，但他说，沿着火车的射击表现出“对人命的漠视”。

1927年5月17日的《季刊记事》记有“卡科里囚犯绝食第40天，抗议狱中待遇”。第二天早晨，全印国大党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对他们的虐待。

一个同盘吃饭的朋友

自传中有一章是写给阿什法克乌拉·汗的一封信。大赦之后比斯米尔回到沙贾汉布尔，一个穆斯林男学生想同他谈曼普里的事，被比斯米尔打发走了。阿什法克一再前来，而且他的哥哥是比斯米尔在乌尔都语中学的同学。比斯米尔在雅利安社里做净化（shuddhi，让穆斯林仪式性地改宗）工作，住在雅利安社的庙里，他写道，人们对这份友谊感到吃惊，他的一些同志还因为阿什法克是穆斯林而恨恨地看着他。

“你赢了，”他写道，“你我之间没有分别。我们常常同盘吃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有什么不同，这种想法已经从我心里消失了。”阿什法克从不叫他的名字，只叫“拉姆”。有一次心悸发作，阿什法克昏迷着喊“拉姆，哈伊拉姆”。阿什法克的亲戚让他念“真主，真主”，他却一直喊下去，直到一位懂得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的朋友把比斯米尔找来，比斯米尔一到，阿什法克就平静下来了。

给总督的一份保证

比斯米尔写道，上诉之前，他给联合省总督递交了一份呈文，保证不再与革命党有任何牵连。奥德首席法院，他说，称他是可怕的阴谋家、残忍的凶手，并怀疑他递交的书面辩护并非出自自己之手。他父亲召集了250名地主和名誉治安官联名请愿，省立法会议几乎所有民选议员都在另一份请愿书上签了名，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的78名议员致信总督请求宽大（《基尔蒂》的节本说是108人）。马丹·莫汉·马拉维亚会见了总督。答复在十胜节前两天到了：给各监狱的电报，定下了行刑日期。他上诉的枢密院也驳回了。

他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费这个事。“政治就像一盘棋，”他写道，棋手知道什么时候必须丢子。他回忆说，在议会里，政府说它握有针对孟加拉被拘押者的全部证据，却不能在公开法庭上出示，如果他们写下书面保证，也许会被释放，而他的保证就是对这个说法的一次检验。“卡科里案在公开法庭上整整审了一年半，”他写道。“控方带来了大约三百名证人。几名污点证人和招供者公然四处走动，警方却报告说没有出任何事故，也没有任何人受到威胁。”

他写道，他还试过越狱，没有任何外来的帮助。“痛就痛在这里。在这个我建立了如此庞大的革命运动的国家，我连一把为救自己的命的左轮手枪都弄不到。没有一个年轻人能来帮忙。”

阿什法克本来根本不想向英国人请愿，因为他相信只应向真主祈求，但比斯米尔逼他，他就签了字。“全怪我一个人，”比斯米尔写道。在兄弟节（Bhai Dooj）那天，他从戈勒克布尔给阿什法克写信请求原谅，又补充说，信到没到他手里，只有上帝知道。

他对年轻人说的话

题为“结果”的一章，把十一年的工作掂了一掂。“从政治的角度看，我们的工作只值这么多，”比斯米尔写道：“我们让几个有前途的年轻人的生活变得痛苦而灰暗，其中一些人还丢掉了性命。”从历史的角度看，他认为它的价值很大。至于方法，他毫不客气。“如果我们把全部力量都用在教育人民上，我们的努力会有用得多，结果也会持久。”

接着是本文标题所依据的那句话。“我现在坚定的信念是，革命党在印度五十年内都不可能成功，因为这里的条件不适合它。”他留给年轻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放弃保有左轮手枪或手枪的念头，成为国家真正的仆人”，目标是完全的独立。

他希望把力量放在村庄和工厂，去教育、去组织。一名工人一天的工钱仍是两安那，与20年前一样，尽管那人如今有了妻子和四个孩子。“在一个有六千万人被视为不可接触者的国家，它的人民有什么权利获得自由？”他问道。他写道，女人不该被当作“脚下的鞋、家里的玩偶”。萨利尔·米斯拉在《Scroll》上读到，这最后三个月是比斯米尔开始怀疑暴力是否有效的时刻。

印地语文本临近结尾处有一个请求。“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就是我们唯一的纪念，也是我们最后的心愿，不论它多么难以实现。”文中还说，印度事务大臣伯肯黑德勋爵找到了办法，去利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纷争，把锁链勒得更紧。最后一首诗写道：“比斯米尔、罗尚、拉希里、阿什法克死于暴政。从他们的血流里，将生出成百上千。”

12月19日发生了什么

拉金德拉·拉希里于1927年12月17日在贡达被绞死。12月19日，比斯米尔在戈勒克布尔被绞死，阿什法克乌拉·汗在费扎巴德，罗尚·辛格在阿拉哈巴德。网上的印地语文本把时辰定在早晨六点，而企鹅的译本（据《图书评论》所引）和《基尔蒂》的节本则给的是六点半。

后来的讲述给比斯米尔安上了绞刑架上的话。戈勒克布尔县政府的网站把他的遗言印作“我希望大英帝国垮台”。我们打开过的同时代文献，他自己的自传、《季刊记事》和《基尔蒂》的节本，都没有记载这句话。

阿姆利则在下个月收到了他的最后一条口信。月刊《基尔蒂》于1928年1月刊出了一份旁遮普语的节本，由巴格特·辛格翻译，这篇文章署名“维德罗希”，意为反叛者，巴格特·辛格的大部分文章都用这个名字。

印度邮政于1997年12月19日，即绞刑70周年之际，发行了一枚邮票，把比斯米尔和阿什法克乌拉·汗印在同一枚邮票上。《自由新闻报》2026年3月24日报道，沙贾汉布尔市政公司办公室外的比斯米尔、阿什法克乌拉·汗和罗尚·辛格的雕像，据称被一名承包商在一项400万卢比的修路工程中拆毁。市政方面的消息人士称，原计划在另一处安置替代的雕像，市长阿尔昌娜·维尔马召见了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