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十个年轻人在勒克瑙附近拦停了一列火车。英国殖民政府以密谋对国王发动战争为由起诉26人，并绞死了其中四人

1925年8月9日黄昏，在通往勒克瑙的旷野上，一列停下的客运列车旁，一把锤子正敲打着一只铁保险箱。凿子在钢板上几乎留不下痕迹，于是袭击者中最强壮的阿什法克乌拉·汗把手枪交给一名同伴，自己接过了大锤。这时，黑暗中传来另一列火车的声音，一盏车头灯沿着铁轨由远及近地亮起来。

十名参与者之一曼马特纳特·古普塔在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他们活在险境中》里，描述了接下来的那一分钟。他们担心来的是军用列车。领头的拉姆·普拉萨德·比斯米尔注意到铁路是复线，想起旁遮普邮车就快到了，便叫所有人把武器藏起来，装作看热闹的人站在一旁。阿什法克乌拉放下了锤子。几秒钟后，邮车在一片轰鸣的灯光中驶过，他又拿起锤子，一直敲到保险箱上开出一个足以把钱袋拖出来的洞。

加尔各答的一份时事摘编《印度季度纪事》后来把随之而来的案件称为“印度最大的阴谋案之一”。1927年之后这个组织做了什么，写在关于巴格特·辛格的那篇文章里。这一篇只讲这列火车、抓捕、法庭和绞刑架。

钱和一份宣言

比斯米尔自己说明了缘由。他在戈勒克布尔监狱的死囚牢房里等着被绞死时写下了自传，这是该组织留下的最完整的记述。据他所说，不合作运动已经松懈，他原本指望的年轻人一个个身无分文、意气消沉。各地区的组织者每月从组织领到一小笔钱，等到支持者往后缩时，他就借钱给他们垫付一个月的开销。没有人捐款，也没有人借钱。一个供应新式外国造武器的商人肯赊账，但组织拿不出钱来付。

于是组织决定抢劫。比斯米尔写道，私人财产是不能碰的，他问为什么不能取政府的钱。有一次乘火车，他注意到押运员车厢里有一只铁箱子，在勒克瑙车站，他又看到搬运工把这样的箱子从火车上搬走，箱子上既没有链子也没有锁。据他估算，从萨哈兰布尔到勒克瑙一路，进账大约有一万卢比。

古普塔交代了组织内部的争论。他说，在线人破坏了几次乡村抢劫之后，组织已经放弃了那种做法，只有阿什法克乌拉一人反对动铁路上的钱，因为那会把整个政府都引到他们头上。直到年轻人保证绝不故意杀人，比斯米尔才同意领头；这些年轻人本想杀掉任何一个英国司机或押运员，为一位同志遭到的虐待报仇，最后他们以人格担保作了这个承诺。

这个组织的政治主张早已写在纸上。一份题为《革命者》的传单说：“革命党在政治领域的当前目标，是通过有组织的武装革命，建立印度联邦共和国。”传单还说：“这种独立绝不可能通过和平的、宪政的手段获得。”比斯米尔写道，后来审判此案的法官点名为该组织思想主要来源的萨钦德拉纳特·桑亚尔，因在班库拉散发这份传单已被判了两年。Drishti IAS把印度斯坦共和协会，也就是这个组织广为人知的名称，成立的时间定在1924年10月。

8 Down列车上的十个人

十分钟毁掉了第一个计划。古普塔写道，前一天，十个人聚集在勒克瑙，走到一个小车站，打算控制站上的工作人员，从一列停着的火车上取走当天的现金。那列火车就是8 Down，它负责把当天各站的收入运往勒克瑙，却在他们赶到之前刚刚开了过去。

8月9日，他们改了计划。阿什法克乌拉、拉詹德拉纳特·拉希里和萨钦德拉纳特·巴克希买了二等座车票，负责拉制动链，另外七人分散在三等车厢里。古普塔点出的这七个人是比斯米尔、钱德拉塞卡尔·阿扎德、穆昆迪拉尔、穆拉里拉尔、孔丹拉尔、班瓦里拉尔和他自己。他1972年出版的印度革命运动史里列出的名单不同，其中有罗尚·辛格和克沙布·查克拉瓦蒂，所以这十个人究竟是谁，并无定论。

列车停下时天已经黑了，三等车厢里的人像是对晚点好奇似的跳下车来。他们让押运员趴在地上。古普塔写道，铁轨两侧各有两人手持毛瑟手枪把守，并用印度斯坦语告诉乘客：“我们只要政府的财物。”比斯米尔说，有14名乘客带着枪或步枪，其中包括两名持枪的英国士兵，没有一个人动弹。在机车里，司机躺倒在地，一个英国人把自己锁在了厕所里。

装现金的袋子被装进一条床单里。去勒克瑙的路上，这些人把钱取出来，把空袋子扔进积了雨水的水沟里，古普塔说，这些袋子后来给警察指明了袭击者去的方向。十个人穿过乔克市场走进了勒克瑙。天亮时，古普塔买了一份《印度每日电讯报》，报上说有三个人被谋杀，其中一个是欧洲人，可事实上并没有欧洲人被打死。

关于抢到多少钱，说法不一。2024年的一篇社论引用卡科里的一块告示牌，写的是4679卢比1安那6派。查曼·拉尔关于比斯米尔的文章说是八千卢比，而比斯米尔原先估计的是一万卢比。

下车去找妻子的乘客

有一个人确实死了。据比斯米尔说，他手下有个人带着毛瑟手枪从押运员车厢里爬下来，违抗命令，为了图刺激开起了枪。一名乘客刚好下车去找妻子，比斯米尔认为是这个人的子弹打死了他。他自己下的命令是，除非遭到攻击，否则任何人不得开枪，而负责警戒铁轨的两个人被告知每隔五分钟开一枪。

古普塔把死者称作阿姆杰德·阿里，说他是从自己的车厢出来看他的新婚妻子是否安全，并形容他“被乱飞的子弹打死”，这些子弹是为了让乘客留在座位上而射的。后来的转述，包括GKToday的版本，说开枪的是古普塔本人。

在法庭上，死者的名字变成了艾哈迈德·阿里，而法官在意图问题上措辞谨慎。宣判时法官说：“被击中的艾哈迈德·阿里不大可能是被故意瞄准的”，又说：“但是，沿着列车两侧的射击，仍然表现出对人命的漠视。”

1925年9月26日

警方的行动在几周之内就展开了。比斯米尔说，被派来主持调查的刑事调查部军官霍顿研究了现场和铁路警察的报告，猜测是革命者所为。保险箱里的钞票在沙贾汉普尔出现，当地政府学校的校长抄下了寄给一名学生因杜布尚·米特拉的信件，送给了霍顿。比斯米尔说，1925年9月26日，霍顿让人在全省各地逮捕了大约三十个人。

拉詹德拉纳特·拉希里11月在加尔各答附近达克希涅斯瓦尔的一处制造炸弹的房子里被抓获。到1925年年底，警方撤销了对一部分被捕者的指控，把26人送到特别地方法官赛义德·艾努丁面前受审，罪名是图谋对英王兼印度皇帝发动战争，以及图谋进行达科伊特（武装劫掠）并杀人。比斯米尔说，三个人仍在逃：巴克希、阿扎德和阿什法克乌拉。另有两人成为污点证人，也就是为换取赦免而为官方作证，地方法官把其余21人送交刑事法庭审理。

印度的政界人士反应很快。1925年12月的坎普尔国大党年会上，接待委员会主席穆拉里拉尔博士在讲话中谈到“卡科里案，它夺走了许多热诚而真挚的工作者，其中许多人甚至连保释都没有获准”，这是《纪事》对他讲话的概述。12月28日，政治犯会议上，斯瓦米·库马拉南德说，有传言说联合省政府打算借卡科里案之势颁布一项法令。

十八个月的审判

一位名叫汉密尔顿的特别法官在勒克瑙审理主案。古普塔说，他有“绞刑法官”的名声。据《季度纪事》记载，传唤了250多名控方证人，提交了近1100件证物。比斯米尔写道，案件在公开法庭上审了一年半。

据古普塔所述，双方的实力并不对等。政府的律师贾加特·纳拉因·穆拉每天的聘金是500卢比，而辩护委员会只能付给专职大律师乔杜里每月500卢比。戈温德·巴拉布·潘特、莫汉拉尔·萨克塞纳、哈利库扎曼等人也参与了辩护，莫蒂拉尔·尼赫鲁帮助寻找律师。

1927年4月6日

宣判当天早晨，被告们一路唱着歌被带往法庭。古普塔写道，在法庭外，他们转向人群，唱起《Sarfaroshi ki tamanna》，走进去时仍在唱。据Rekhta网站，这首加扎尔诗本身出自巴特那诗人比斯米尔·阿齐马巴迪之手。拉姆·普拉萨德·比斯米尔与它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据说开头几句曾出现在他走上绞刑架时的嘴边。

古普塔的叙述是，汉密尔顿先概述了他的认定，然后按字母顺序宣读刑期。

三个人被判绞刑：比斯米尔、拉希里和罗尚·辛格。桑亚尔被判终身流放，古普塔被判十四年。其他人被判五年、七年或十年徒刑，两人无罪释放，两名污点证人获赦免。据《纪事》，法官认定比斯米尔犯有1925年3月的比奇布里抢劫案和火车抢劫案，认定拉希里犯有火车抢劫案。罗尚·辛格被认定犯有阴谋罪和1924年12月的巴姆劳利抢劫案，而不是火车抢劫案。宣读判决时，古普塔站在拉希里身边，听见他用孟加拉语说，世界似乎已经变了。

法官的理由留在了记录里，而这些理由并非全都严厉。他指出，公诉人本人曾请他“对那些年轻的、在这场阴谋中只起次要作用的人，以仁慈缓和司法”，并说他相信“绝大多数被告参加这场阴谋，并非为了个人的利益或好处”。但另一方面，他认定该组织实施的四起抢劫案中，每一起都有人被打死，他要求每个成员负责。“正如白色传单的作者自己所理解的那样，一场革命意味着混乱”，他写道。

他在量刑时的意见中有一条建议，后来变得重要。他说，如果被告中有人已经悔悟，“我建议政府可以像我对班瓦里的情形那样去考虑”。班瓦里·拉尔是火车上的十个人之一，他认了罪，被判五年。

让处境更糟的上诉

阿什法克乌拉在德里被捕后单独受审。据古普塔的说法，他当时想经阿富汗前往俄国，一个熟人出卖了他。在补充案件中，他被判死刑，巴克希被判终身流放。

两个案件一起上诉到了奥德首席法院。古普塔说，上诉中政府要求加重六名被告的刑罚，法院加重了五人，其中三人由十年改为终身流放。古普塔本人的十四年刑期得以保留，只是因为，用他的话说，法院表示本想给他最重的刑罚，只因他年纪尚轻。据《纪事》，内务委员克雷拉尔1927年8月23日在立法议会上说，卡科里案，“昨天才刚刚结案，证明了一个或多个危险性质的组织的存在”。克雷拉尔是在回应哈里·辛格·高尔爵士修订《刑法修正法》的动议，该法允许政府宣布某些组织非法。

比斯米尔写道，在首席法院面前，法官们不相信他写给总督的、保证不再与该组织有任何关系的书面承诺，还称他是冷酷的凶手。他的上诉中还贯穿着一条法律论点。他写道，如果死刑是以对抢劫负责为依据，那么判决本身就指明他是首领，所以应当只绞死他一个，而且谁也说不清是谁的子弹打死了那名乘客。他写道，联合省立法会议的当选议员以及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的议员都请求宽恕，他的父亲也是如此，附有约250名地主和名誉地方法官的签名。议会的请愿书指出，审判法官本人曾建议因悔改而从宽处理。总督驳回了全部请求，通过莫汉拉尔·萨克塞纳提交的枢密院上诉也告失败。

判决之后，囚犯们因对政治犯的待遇而绝食，《纪事》的年表把1927年5月17日记为第四十天。古普塔说，绞刑两次定在10月，两次都推迟了，而第三个日期，12月19日，没有变。

1927年12月17日和19日

比斯米尔在12月16日开始写自传的最后一章。据《书评》引用的企鹅出版社译本，他写道：“我在1927年12月16日写下这些文字。”他说，戈勒克布尔的牢房九英尺见方，设在没有遮阴的露天院子里，他每晚睡三四个小时，不过他在其中觉得有极大的快乐。他写道，自1857年起义以来，他将是联合省第一个为革命运动献身的人。自传以一副对联结尾，点出比斯米尔、罗尚、拉希里和阿什法克的名字，并说数以百计的人将从他们的血中诞生。

拉希里12月17日在贡达被绞死，比其他人早两天。印度新闻信息局的《新印度新闻》说，英国人担心发生骚乱和越狱。古普塔称原因是一个没有公开的谜，并转述了他弟弟曼莫汉的解释：外面的人计划在18日夜里闯入贡达监狱救出拉希里，当局听到了风声。据《新印度新闻》引述，拉希里最后的话是：“我不是在死去，我是要在自由的印度重生。”

19日，比斯米尔在戈勒克布尔被绞死，阿什法克乌拉在法扎巴德，罗尚·辛格在阿拉哈巴德。宣判后从勒克瑙乘火车押送途中，古普塔曾与罗尚·辛格同坐一个车厢，记得火车开动时他念着“唵，唵”，也记得他在阿拉哈巴德由押送人员带着走下站台、头也不回时的镣铐声。绞刑的消息中午时分传到了几英里外的奈尼监狱古普塔的耳中。

书、决议和邮票

据《书评》，比斯米尔的手稿在一名同情他的狱卒帮助下，分三部分送出了监狱。坎普尔《普拉塔普报》的编辑加内什·尚卡尔·维迪亚尔蒂1928年将它出版，英国人随后将其查禁。古普塔说，它以《卡科里的烈士》为名问世，第一版一个月就卖完了。

比斯米尔的最后一条留言，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据查曼·拉尔说，巴格特·辛格把它译成旁遮普语，刊登在1928年1月的《基尔蒂》杂志上，查曼·拉尔又把它译成了英文。在这个版本里，比斯米尔问道：“如果像阿什法克这样虔诚的穆斯林，能在革命运动中成为像拉姆·普拉萨德这样的雅利安社成员的得力助手，那么其他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什么不能忘掉各自的小利而团结起来呢？”他又写道：“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这是我们最后的心愿，也只有它才能成为我们的纪念。”

1927年12月，印度国民大会党在马德拉斯一致通过、未经辩论的一项决议，记录了“对政府冷酷无情，不肯减免卡科里案中所判残酷刑罚，深感痛心”。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主持下在那里开会的全印共和大会表示，对“我们卡科里案中几位年轻爱国者遭受的司法谋杀”感到愤慨。

印度邮政在1997年12月19日，也就是绞刑七十年之后，发行了一枚邮票，画面是比斯米尔和阿什法克乌拉并肩的形象。据Drishti IAS，2021年8月，北方邦政府把“Kakori Kand”（卡科里事件）这个名称改成“Kakori Train Action”（卡科里火车行动），理由是“kand”一词暗含耻辱之意。据印度全印广播电台报道，2025年8月9日，也就是抢劫案发生整整一百年当天，总理向卡科里的英雄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