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奇大塔在1822年被自上而下掘开一道缺口，又遭1851年的发掘，但四座塔门留在了博帕尔，运往欧洲的是东门的112块石膏件

据1912年起主持考古调查局在桑奇修复工作的约翰·马歇尔说，桑奇大塔侧面的那道缺口，是博帕尔副政治代理人约翰逊上尉在1822年掘出的。1851年，亚历山大·坎宁安在同一座塔顶上开了一口竖井。他写道，1822年那一批人从西南侧一路挖到了地基，却仍然没有挖到中心。

关于这座建筑本身，tuput 的大塔一文已有介绍。本文讲的是1818年之后发生的事：寻宝，1851年的发掘，把两座塔门送往大英博物馆的提议，最终运往欧洲的石膏模型，以及拥有这座山丘的博帕尔统治者。

1819年的造访，1822年的寻宝

E. 费尔上尉在1819年写下了关于桑奇的第一份公开发表的记述。根据马歇尔的注释，它刊登在当年7月的《白金汉加尔各答报》上。坎宁安引用它的话说，二号塔当时“修缮完好，没有一块石头掉落”，并补充说，1819年大塔顶上栏杆的立柱都还在原位。

三年后，约翰逊动了手。马歇尔的说法是，这处遗址“很快成了寻宝者和业余考古爱好者的猎场”。马歇尔写道，约翰逊的缺口后来给塔身造成了很多损害，也导致西门倒塌，同一个人还很可能是二号塔和三号塔部分被毁的原因。梅西称之为“一次不成功、又做得草率的寻找埋藏财宝的行动”。坎宁安发现大塔已部分毁坏，“却没有任何发现能抵得上这番破坏”。

1851年的竖井：一号塔空无一物，二号塔有十位圣者，三号塔有两位弟子

坎宁安和梅西在1851年1月的最后几天和2月的头几天，打开了比尔萨周围的几座佛塔。为了不损伤大塔的外部，他们沿塔的正中向下凿了一口宽5英尺的竖井，穿过实心的砖砌体。井里没有出土任何舍利，只有嵌在黏合砖块的泥里的螺旋形贝壳。坎宁安认为，空空的塔心意味着这座塔供奉的是阿底佛（Adi-Buddha，原初佛），因为在他的说法里，这类佛塔内不藏物。马歇尔后来说，这些理论“没有事实根据”，并把最初的砖塔定在阿育王在位的时期。

二号塔在1822年同样被掘开过。坎宁安坦言，他“暗自庆幸”先前的人什么也没找到，不过他担心他们已经挖到了中心。他和梅西断定，那道缺口停在了离中心约一英尺的地方。他们顺着塔的正中向下凿了一口竖井，露出一间由六块石头砌成的小室，位置在中心以西两英尺，里面有一只长11英寸的砂岩盒子。盒上的铭文提到了包括迦叶波屈多（Kasapagota）在内的几位导师。盒内有四只皂石小匣，装着烧过的骨，马歇尔数出匣上写有十位圣者的名字。

三号塔给出了最著名的发现。在一块长超过5英尺的石板下面，有两只石盒，盒盖上分别写着“Sariputasa”和“Mahamogalanasa”，即舍利弗和目犍连的遗骨，他们是佛陀的两位首席弟子。舍利弗的皂石小匣里有一块骨片，长度还不到一英寸，另有七颗珠子，材质是珍珠、石榴石、青金石、水晶和紫水晶。目犍连的小匣里有两块骨片，较大的一块不到半英寸。坎宁安记下，舍利弗那只盒子里除此之外唯一的住客，是一只活蜘蛛。

马歇尔称这些发掘“草率”，并说出土的遗骨“几乎抵不上”所造成的损害。他肯定了梅西的绘图和坎宁安的《比尔萨佛塔》（The Bhilsa Topes），并说，没有这几次发掘，这本书多半不会写成。

把两座塔门送往大英博物馆的提议

坎宁安为《比尔萨佛塔》（1854年出版）写的序言，把这个提议说得很直白。他建议把两座倒塌的塔门运往大英博物馆，“在那里，它们将成为印度古物馆里最引人注目的展品”，并补充说，“把它们运到英国，可以保证它们得以保存”。梅西在1851年的原始报告里提出的则是另一种做法，即给东门制作石膏模具。

这座山丘属于博帕尔。1868年至1901年在位的沙阿·贾汗·贝古姆在她的《博帕尔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记述，该书由 H. C. 巴斯托于1876年译出。她在一次1871年2月16日结束的巡行中到访桑奇，察看了“那座古老的塔门”。她写道，这些遗迹“似乎是欧洲绅士们很感兴趣的东西”，并写道“有一位绅士取了它们的模型，要在伦敦立起来”。

印度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NCERT）的十二年级历史教科书补充说，法国人曾请求沙阿·贾汗·贝古姆允许他们把东门运走，放进法国的一座博物馆，一度也有一些英国人想这样做，最后双方都以石膏模型得到了满足。该章没有为法国人的请求引用任何文件，本文使用的科尔文件里也没有提到此事。马歇尔把制模定在1869年，给出的结果相同：东门的模型是“拿破仑三世想要一座雕饰华丽的塔门而间接引出的结果”。

塔门为什么留了下来

这里引用的文件，没有哪一份给出塔门没有被运走的单一原因，但有几份指向同一个方向。

印度政府古迹保管官亨利·科尔的第一份报告，在1868年条下列有一句：“约翰·劳伦斯爵士的政府阻止了拆除桑奇佛塔塔门的做法。”条目没有说是谁提出的。在同一份1882年的报告里，科尔主张，在他称为英国属地的印度，官府对古迹负有责任，应当“尽可能”把它们留在原地（in situ），由模型来供应各家博物馆。他刊印了弗格森1868年的备忘录，其中给出了建筑方面的理由：印度的雕刻“本质上是建筑的一部分”，离开建筑就无从评判。

实际操作方面的文件出自同几年。印度政府1868年6月的一封信说，将取得佛塔最有意思部分的模型，并向法国政府赠送一套。1869年3月2日的一份急件报告了英国枢密院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of Council on Education）的一份会议记录，内容是出资制作模型，好让南肯辛顿、都柏林和爱丁堡各得一套共三份。1869年2月11日的一封信报告，普鲁士大使问过一份模型要多少钱。科尔的勘察还添了一个实物上的难题：两座倒塌塔门的柱墩都沿整个长度裂开了，他判断修复它们代价非常高，也极其困难。

28吨材料的营地和112块石膏件

皇家工兵中尉亨利·哈迪·科尔1869年在伦敦学习了翻模，带着三名工兵，认定明胶模具最适合印度的雕刻。他的88箱材料共重28吨，从豪拉运往贾巴尔普尔，从那里起需要60多辆乡间牛车。1870年1月7日，队伍到达桑奇时，发现一名博帕尔的县税务官（tahsildar，即地区收税官员）已经在帮忙找劳工和脚手架。

科尔选了东门。他写道，东门在某些方面不如北门完整，但北门偏离垂直线约一英尺，而他手上没有结实的铁链去支撑它。浇铸于1月19日开始，737平方英尺的雕饰部分取下来共112块，最后一块在2月21日完成。

科尔的第二份报告说，东门的模型曾立在肯辛顿博物馆、爱丁堡和巴黎，马歇尔则补充了都柏林和柏林。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关于一幅营地绘画的记录说，这套模型在1950年代中期印度博物馆为给帝国理工学院腾地方而被拆除时毁掉了。

山丘的主人，和他们允许的事

梅西写道，桑奇位于博帕尔贝古姆的领地内；马歇尔则写道，山丘和“它的一切宝物”属于博帕尔宫廷（Darbar，即邦的朝廷）。1869年和1870年，科尔建议贝古姆采取措施，防止仍然立着的两座塔门倒下，还写道，如果她派约30名石匠和劳工在他手下干活，倒塌的两座可以修复。

1880年11月回到这里时，科尔发现，当地人（用他的词是“natives”）最近一直在毁损东门上的雕刻，还把一根阿育王石柱切碎当磨石。他要求派一名可靠的看守。他在1881年1月10日的报告说，印度政府批准了2,000卢比，不足以清理丛林和重建塔门，而贝古姆据他了解已表示愿意在劳力上帮忙。

马歇尔记载，科尔在1881年清理了山顶并填上了1822年的缺口，其后两年里，倒塌的南门、西门和三号塔的小门在帝国政府出资下重新立起。科尔的第二份报告说，包括塔门在内的结构修缮在1883年4月中旬由他的助手基思少校完成。报告还补充说，莱佩尔·格里芬爵士曾向政府转告，贝古姆打算在纪念碑附近建一座旅行者平房。

规模更大的修复在1912年至1919年由马歇尔主持，得到博帕尔宫廷的“欣然同意和积极帮助”。1916年和1917年，大塔有超过三分之一被拆到了地基，因为1881年用乱石填实的西南象限在下沉。马歇尔称这项任务“艰巨而昂贵”。他1918年的指南题献给博帕尔的统治者苏丹·贾汗·贝古姆，“近年来所做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她的关心与慷慨”。NCERT 的这一章补充说，桑奇的博物馆、马歇尔居住和写作的宾馆，以及他那几卷著作的出版，都是由她出资的。

遗骨去了哪里

马歇尔1918年的指南说，二号塔和三号塔的舍利匣“后来遗失了”。其他记录则把它们放在伦敦。尼亚那波尼卡尊者（Nyanaponika Thera）在《舍利弗传》（The Life of Sariputta）中说，舍利弗和目犍连的遗骨一直保存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到1939年，大菩提会请求英国政府归还。战争推迟了移交，直到1947年2月24日，该会的代表才在博物馆接收了它们。

遗骨在科伦坡博物馆展出了两个半月，据该记述估计，有二百万人前来礼敬，随后又在该会设于加尔各答的法王寺（Dharmarajika Vihara）展出。1950年10月20日，一部分送往缅甸，供仰光附近的卡巴艾佛塔（Kaba Aye Zedi）安奉，另一部分送往斯里兰卡大菩提会正在修建的一座佛塔。1952年11月30日，其余的遗骨被安奉在桑奇新建的支提耆利寺（Chetiyagiri Vihara）。坎宁安曾把锡兰史书中的“支提山”（Chetiyagiri）认定为桑奇的山丘，马歇尔称这一认定合理，但用来断定这些建筑的年代并不稳妥。

1851年至1952年间遗骨的保管情况，并没有完全弄清。托克尔·布雷克（Torkel Brekke）2007年发表在《Numen》上的研究利用了 V&A 的档案，称佛教徒和学者曾误以为坎宁安拥有被带回印度的那些遗骨，因此这一百年间它们的下落并不清楚。

V&A 如今仍藏有桑奇和索纳里佛塔的几只舍利匣，编目来自梅西的收藏。其中一条记录说，教育部曾建议把两处遗址出土的遗骨提供给印度政府，1958年有两块骨片交给了锡兰副高级专员佩雷拉先生，另两块交给了印度高级专员公署的 M. S. 桑达拉姆教授。另一条记录则把1958年6月18日定为一块骨片交给桑达拉姆、转交印度政府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