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印度的外汇储备只够支付两周的进口，于是抵押了46.91吨黄金，两次让卢比贬值，并取消了除18个行业之外所有行业的工业许可

1991年7月24日，印度财政部长对议会说，全国外汇储备在2,500 crore卢比（250亿卢比）上下，“仅够支付两周的进口”。同一天，政府公布了一项新的工业政策，除了点名列出的18个行业，其余所有行业一律取消许可。多数人所说的1991年改革，指的就是这两份文件。

下面按顺序依次讲这几份文件，并把当时财政部的说法与此后独立经济学家的测算分开。经济学家意见不一的地方，各方是谁，都会写明。

储备是怎么降到只够两周的

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的预算演讲对原因毫不讳言。他说：“自1990年12月以来，我们一直站在悬崖边上，自1991年4月以来更是如此。“他对议会说，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在1990至1991年度占GDP的8%以上，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4%；截至1991年3月的一年里，批发价格指数上涨12.1%，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13.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瓦莱丽·塞拉（Valerie Cerra）和匹兹堡大学的斯韦塔·查曼·萨克塞纳（Sweta Chaman Saxena）在2002年的一篇论文里补充了外部的情况。印度的外债从1984至1985年度末的约350亿美元，几乎翻了一番，到1990至1991年度末达到690亿美元。1990年的海湾危机使石油进口账单增加20亿美元，达到57亿美元，也减少了劳工的汇款。出口市场走弱，V. P.辛格政府倒台，看守政府接手，拉吉夫·甘地于1991年5月21日在竞选期间遇刺。评级机构调低了印度的评级，商业银行融资枯竭，债权人不愿为短期贷款展期，海外印度人的存款开始外流。

印度储备银行动用储备来减缓卢比下滑。塞拉和萨克塞纳写道，直到这些储备几乎耗尽，卢比才在”7月1日和7月3日”大幅贬值。

接手这一切的政府于1991年6月上任。辛格1994年把它描述为总理P. V.纳拉辛哈·拉奥领导的少数派政府。

辛格在不同年份两次给出储备水平。1992年，他对议会说，他的政府接手时储备”勉强只够两周的进口”。在1994年的预算演讲中，他说外汇储备曾是”1991年6月略高于10亿美元”，当时已接近130亿美元。1991年的演讲还记录，印度已在1990年7月和1991年1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量借款。

黄金，分两轮抵押

那一年有两次单独的黄金操作，涉及不同的银行。《Business Today》报道，1991年5月，约20吨政府所有的黄金被用于一笔涉及印度国家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的交易，筹集了大约2亿到2.15亿美元。

规模更大的一次发生在7月。《The Quint》援引国务部长潘卡杰·乔杜里在联邦院的答复报道，印度储备银行1991年7月把46.91吨黄金抵押给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筹得4.05亿美元的贷款。按《The Quint》对储备银行1991至1992年度年报的解读，这批黄金在1991年9月到11月之间还清贷款后赎回。《Business Today》把两次操作加起来，约为67吨、约6亿美元。

是谁做的决定，辛格1992年的预算演讲里有记录。他说，上一届政府已经决定动用储备银行的一部分黄金在国外筹款，新政府认为推翻这个决定并不明智，并且承诺赎回黄金，也已兑现承诺。1994年，他对议会说，那批”先前抵押在国外”的黄金已回到印度手中。

卢比，在7月1日和3日贬值

两次贬值都发生在7月的第一周。帕纳加里亚在他2004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中，把1991年的贬值幅度定为对美元22%，从21.2卢比到25.8卢比。辛格的演讲把7月1日和3日的调整，与范围更广的补偿性许可制度（replenishment licensing）一起，称作贸易政策改革最初的两项主要措施。出口补贴于7月3日取消。

1992年2月跟着实行了双重汇率。出口商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60%的外汇，按较低的官方价格向政府出售40%，进口商则可以按市场价格购买。帕纳加里亚说，官方汇率在一年之内与市场汇率合并。

辛格还回应了这套方案是华盛顿指使的指责。1992年，他对议会说，印度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创始成员国，有权向它们借款，而且他在意向书中接受的”条件，无非是执行改革方案而已”。他补充说，方案的大部分内容是以他所在政党的竞选宣言为基础的。

预算和工业政策，同一天

预算要求削减开支。1991年3月的临时预算把财政赤字定为38,475 crore卢比（3,847.5亿卢比），辛格说，如果不加纠正，很可能超过52,000 crore卢比（5,200亿卢比）。他对议会说”没有不痛的调整”，同时又说政府致力于”带着人情味的调整”。当天晚上价格上涨：汽油、家用液化石油气和航空燃油涨20%，除少数不受管制的之外，化肥平均涨40%。非工业用煤油降价10%。超过150%的进口关税被限定在150%，含酒精饮料和旅客行李除外；有些关税原先曾高过300%。

《工业政策声明》承担了结构性的工作。它的核心一句是：“除指定的行业外，无论投资水平多高，今后一律取消所有行业的工业许可。“仍留在强制名单上的有18个行业，包括煤炭、糖、酒、香烟、汽车、药品和制药，以及冰箱、空调这类白色家电。小规模行业保留了它的专属项目。

同一份文本里的其他变化：

• 在34个高优先级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在51%股权以内的，无须经过层层关卡即可批准，条件是外资股本足以涵盖进口资本品所需的外汇。
• 这些行业的外国技术协议在规定限度内自动获批：一次性付款1 crore卢比（1,000万卢比），国内销售的特许权使用费5%。
• 政策取消了《垄断和限制性贸易行为法》下的大公司在扩建或新建单位前须获中央事先批准的要求。
• 据帕纳加里亚说，公共部门的专属名单缩减到了八个领域。

这份声明把自己的路径概括为”在延续中变革”。辛格的演讲谈到外国投资时说，印度应当”欢迎，而不是害怕”它。

开放是有限的。帕纳加里亚指出，消费品约占关税税目的30%，一直受进口许可管制，直到2001年4月1日贸易伙伴向世贸组织提出质疑才结束。1990至1991年度最高关税税率是355%，简单平均为113%。最高税率在1993至1994年度降到85%，1995至1996年度降到50%，2003至2004年度降到25%。强制许可名单到2004年已从18个行业削减为五个领域。

财政部的成绩单，1992年至1995年

政府自己的数字出现在预算演讲里。1992年2月，辛格说，外汇短缺迫使进口紧缩，使1991年5月起出现了负增长。通货膨胀在1991年8月达到16.7%的峰值，而他说，储备已经重新积累到约11,000 crore卢比（1,100亿卢比）。

1994年2月，他报告说，1993至1994年度前十个月，出口以美元计增长21%，此前1991至1992年度曾下降3%。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他口中”1991至1992年度还不到1.5亿美元”，1993至1994年度可能达到约30亿美元。他补充说，印度将在1994至1995年度年初，提前偿还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部14亿美元。

到1995年3月，他给出的增长率是：1991至1992年度不到1%，此后两年每年4.3%，1994至1995年度5.3%。工业增长从1991至1992年度的大约0.5%，到1994年4月至11月的8.7%。这些是财政部长在议会中所作的陈述，1993至1994年度的投资数字是一个预测。

外部数据显示了什么

从政府之外来衡量，方向是一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序列显示，印度的GDP按当年美元计，1991年为2,700亿美元，2025年为3.92万亿美元。关于GDP排名的文章讲了这些美元数字如何换算成排行榜。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7.1%，2024年为22.1%。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1991年为7,400万美元，2020年达到峰值640亿美元，2024年为270亿美元。

印度后来建成的支付体系，UPI，另有专文。

1991年带来了增长吗？

经济学家意见不一，而且这种分歧有文献记录。J.布拉德福德·德龙（J. Bradford DeLong）2001年写道（帕纳加里亚引用了这段话），增长的加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或中期”，在危机之前。丹尼·罗德里克和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亚姆在2004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论文中，把生产率的跃升定在1980年前后，“比认真的经济改革开始早了十多年”。他们说，触发因素可能是政府在80年代初转向偏袒现有企业。

帕纳加里亚回应说，80年代的增长是脆弱的。他在论文中论证，它依靠的是外国借款和财政扩张，并在1991年6月的危机中结束。他写道，1988年至1991年增长率平均每年7.6%，他认为是1991年的一揽子措施把那一阵猛冲变成了更平稳的增长。他的平均数是：1992至1993年度到2002至2003年度每年5.9%，而1981至1982年度到1991至1992年度的11年为5.3%，把危机那一年排除在外则为5.7%。

贫困与不平等

计划委员会2013年7月的说明采用滕杜尔卡贫困线，给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印度人比例：1993至1994年度为45.3%，2004至2005年度为37.2%，2011至2012年度为21.9%。贫困人口数分别为4.037亿、4.071亿和2.693亿。1993至1994年度到2004至2005年度，平均每年下降0.74个百分点，此后每年下降2.18个百分点。说明本身提到，有好几份意见认为滕杜尔卡贫困线定得太低，一个由C.兰加拉詹领导的委员会正在审议这套方法。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让·德雷兹（Jean Dreze）2002年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发现，贫困下降的速度与此前大致相当，地区差距拉大，南部和西部超过了北部和东部，各邦内部的不平等加剧，城市尤其如此。他们既否定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的说法，也否定了”普遍贫困化”的说法，认为两者都不能用来描述那十年。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和阿尔温德·帕纳加里亚在《Why Growth Matters》（2013年）中主张，由市场和自由化国家政策带动的增长，才是真正帮助穷人的办法。德雷兹和森在《An Uncertain Glory》（2013年）中认为，增长只在很弱的程度上转化为生活条件的改善。按一位评论者的概括，孟加拉国在预期寿命、儿童存活率、生育率、免疫接种和受教育年限上超过了印度。

尼廷·库马尔·巴尔蒂（Nitin Kumar Bharti）、卢卡斯·钱塞尔（Lucas Chancel）、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安莫尔·索曼奇（Anmol Somanchi）2024年的一篇论文发现，不平等在独立后一直下降到80年代初，此后上升，2000年代初之后上升得很快。它把最富1%人群的份额定为2022至2023年度占收入的约22.6%、占财富的40.1%，并说印度的经济数据糟糕到使其估算很可能只是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