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鲁娜·阿萨夫·阿里1942年8月9日在戈瓦利亚坦克升起国大党旗帜，随后隐匿三年半，直到1946年1月29日对她的通缉令被撤销才公开露面

阿鲁娜·阿萨夫·阿里，33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一名委员的妻子，1942年8月9日在孟买的戈瓦利亚坦克广场（Gowalia Tank Maidan）升起了国大党的旗帜，那一天正是党的领导人被捕的日子。此后她躲藏了约三年半，直到1946年1月29日对她的通缉令被撤销，才公开露面。

对那一天的记述在几个问题上互有出入，所以下文的每个细节都注明了出自哪份文件或哪个人。来源包括：她丈夫的狱中日记、甘地文集中写给她的信、政府自己的报告、罗莎琳德·帕尔（Rosalind Parr）2026年发表在《Itinerario》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以及联邦院1996年7月30日的悼念发言。整个运动及其伤亡数字，见我们对退出印度运动的叙述。本文则跟随其中的一个人走过这一段。

她的丈夫清晨5点半被带走，她陪他去了车站

阿萨夫·阿里是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党的最高执行机构）的委员，1942年8月3日身体不适，离开德里。他的狱中日记说，阿鲁娜原本要和他同行，但留下来安排家事，以防自己也被捕，8月6日到孟买与他会合。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的会议在8月8日晚上结束。当晚11点左右，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们的东道主，日记里称他为纳里（Nari），说逮捕就要来了。纳里告诉他们，这与国大党主席毛拉纳·阿扎德有关，阿萨夫·阿里没有当回事。

次日早晨约5点半，纳里敲门，说警察是来抓这两个人的。阿鲁娜坚持要去火车站，阿萨夫·阿里发现车站”异常安静，戒备森严”。专列大约7点开出，驶向浦那方向。那天早上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警戒线之外的站台上。这趟列车把工作委员会的成员送往阿赫马德讷格尔堡，据G·N·S·拉加万（G. N. S. Raghavan）编辑的回忆录，阿萨夫·阿里从1942年8月到1945年3月被关在那里。

日记没有说她从站台去了哪里。它记录的是他后来听到的消息。在1942年9月6日那一条中，他写道，戈温德·巴拉布·潘特（Govind Ballabh Pant，专列把他落下了，后来他才到阿赫马德讷格尔与被拘押者会合）带来消息，说她在本应由阿扎德和尼赫鲁出席演讲的公众集会上发了言，并升起了国大党的旗帜。他写道，集会”被催泪弹驱散”，许多人受伤和被捕。这一条是转述，但写于事发四周后，是为本文找到的最早的书面记述。

孟买的甘地博物馆马尼·巴万（Mani Bhavan）给出了同样的大致经过。它说政府已禁止集会和游行，尽管警察发出警告，仍有大批人群来到戈瓦利亚坦克广场，阿鲁娜·阿萨夫·阿里升起了旗帜，警察使用了警棍（lathi，长木棍）和催泪瓦斯。

一个孟加拉家庭的女儿，19岁嫁给了一位穆斯林国大党律师

据格拉斯哥加里多尼亚大学的罗莎琳德·帕尔说，阿鲁娜·甘古利（Aruna Ganguly）出身受梵社（Brahmo Samaj，一个主张女子受教育的改革运动）影响的中产家庭。拉加万为她丈夫写的传记说她一部分时间在奈尼塔尔长大，她的父亲在那里经营一家旅馆。《Mainstream》杂志在2018年7月16日纪念她诞辰109周年，由此推算她生于1909年7月16日。

与阿萨夫·阿里的婚礼在1928年9月举行。拉加万记载两人相差21岁，并说她的父亲曾为此反对，也因为在那些教派关系紧张的年月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婚姻是一件危险的事；他在婚礼之前，1928年3月去世。后来她在帕尔的叙述中说，这桩婚姻带来的人脉，使她”免于注定只做一个家庭主妇”。帕尔补充说，甘地式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吸引了她，1929年她目睹了巴格特·辛格在中央立法议会投掷炸弹，后来她称赞这一事件是”毫不留情的抵抗”。

各种说法分歧之处

一天中的时间。为本文查阅的来源中，没有一份给出。唯一的固定点是日记，其中说她在车站待到大约早上7点。

还有谁在场。马尼·巴万、日记和联邦院的发言中，只点了她一个人的名。孟买大都会市政公司出版的文物记录《孟买遗产项目》（Mumbai Legacy Project）说，尼赫鲁原定那天在广场发表演讲并升起旗帜，这与日记中那场本应由阿扎德和尼赫鲁出席的集会相吻合。查阅的来源中没有一份点出站在她身旁的任何人。

她是否主持了会议。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全球非暴力行动数据库说，她在升起旗帜之前主持了国大党委员会的会议。日记则说那次会议在8月8日晚、逮捕之前就已结束，其他的记述描述的是9日被禁止的公众集会，而不是一场会议。

警察做了什么。据马尼·巴万，旗帜被扯下，前去抢救的志愿者被打退。《孟买遗产项目》说，骚乱中有8人死亡，约170人受伤；斯沃斯莫尔学院说，当天孟买至少9人死亡。两个数字都是全城的，而不只是广场上的。内务部1943年的报告说，8月9日的骚乱仅限于孟买、艾哈迈达巴德和浦那，全国其他地方保持平静。

门上的通知，与狱中丈夫的劝告

日记9月6日那一条说，报纸报道，阿萨夫·阿里家的房子上贴了一份通知，要求阿鲁娜在一个月内投案。他收到的她最后一张明信片，表明她当时仍然自由。

钱德拉及其合著者把她和苏切塔·克里帕拉尼（Sucheta Kripalani）算作地下运动的两位主要女组织者，这场地下运动还包括帕特瓦尔丹（Patwardhan）、洛希亚，以及越狱之后的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帕尔写道，她通过非法的广播和自制的油印传单来协调运动，她和另一些人主张剪断电报线、攻击铁路线和政府机关。这些做法违背了甘地的非暴力原则，招致国大党最高指挥部的批评。帕尔引用的一份英国文件称她为”德里运动的首要领导人”。ThePrint 2018年的人物介绍说，她与洛希亚一起编辑国大党的月刊《Inquilab》（这个词的意思是革命）。

她自己的解释来自1992年接受《Mainstream》的采访。“我们几个人决定，坐牢不是为民族事业效力的办法，“她说，这个小组选择了”让运往前线的军用物资列车脱轨”。

在堡垒里，她的丈夫写道，他希望她当初去了监狱，因为那样会多些休息，他还担心当局会给她安上严重的罪名。他与阿扎德商议之后，于1942年11月23日写道，请人转告她，她的身份要求她投案，这样政府就不能说她”逃避逮捕”。帕尔写道，他和其他人的呼吁没有打动她。

甘地要她投案，并领取悬赏

甘地1944年获释，地下工作者前来见他。他的秘书皮亚雷拉尔（Pyarelal）写到帕特瓦尔丹和阿鲁娜也在其中，并写道，当局为抓捕她宣布了一笔巨额悬赏。他没有给出数额，甘地也没有。甘地1944年6月9日给她的信说：“出来投案，领取悬赏你的赏金吧。“他请她把这笔钱留给哈里真（Harijan）事业，哈里真是他对当时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人所用的称呼。皮亚雷拉尔补充说，严重的痢疾，因地下生活的劳累而更加恶化。

6月30日又有第二封信。“你是核心人物，“他告诉她，“除非你觉得那是更好的做法，我不希望你投案。“《甘地文集》的编者注明，8月1日她代表仍在地下的同伴写信，说他们愿意暂停活动并投案。她8月2日的一封信说：“我们现在要自愿停止行动一段时间。”

皮亚雷拉尔记载，帕特瓦尔丹出于对甘地的尊重，决定退出地下工作，但阿鲁娜”宁愿把她的不法生涯继续到底”。1992年回顾往事时，她说：“英国人还握着对我的逮捕令，我不能同意向他们投案，“并补充说，你可以把这叫作固执。

1946年1月29日，通缉令被撤销

《甘地文集》的编者给出通缉令被撤销的日期是1946年1月29日。帕尔说她直到那时才从藏身处出来，皮亚雷拉尔写道，1946年年初通缉令被撤销时，她和帕特瓦尔丹一起公开露面。其他记述的说法不同。ThePrint说她是在悬赏被撤回时重新露面，与她1992年采访刊登在一起的一篇署名N.C.的悼文则说，她是依甘地的书面劝告而露面。甘地的一封电报”SO YOU HAD YOUR WAY”（你终于如愿了）于1946年2月3日刊登在《孟买纪事报》（Bombay Chronicle）上；编者说，那是他得知撤销消息之后发出的。

不到四周，她就与他公开产生了分歧。2月18日，皇家印度海军的水兵在孟买发动兵变，她支持他们；1946年的海军起义在本站另有叙述。甘地2月26日的声明称她是”我的一个女儿”，也是”一个叛逆者”，并说：“我钦佩她的勇敢、机智和对祖国炽热的爱。但我的钦佩到此为止。“他3月15日的信说，他曾想把她的信登在他的周刊《Harijan》上，后来改变了主意。“我宁愿你把我击败，“他对她说。

1947年的拒绝与向左转

1947年2月，阿萨夫·阿里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她也被要求同行。帕尔写道，甘地的苦苦劝说没有改变她的主意；她坚持说”争取印度自由的最后一战还没有打”。其他国大党内的社会主义者与她一起反对分治，在帕尔的叙述中，他们把分治归因于英国的分而治之。

1948年3月，她是离开国大党、在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领导下组建社会党的人之一。随后她加入了印度共产党一段时间，《Mainstream》的悼文称这段时间很短，并把它与赫鲁晓夫1956年关于斯大林的讲话联系起来，帕尔则说她在1954年协助创建了全印妇女联合会。帕尔对这条道路持批评眼光，把它描述为从政党政治中退后一步，去主张国大党与共产党的团结。帕尔记载，对手称她的政治天真而教条，她的周刊《Link》宣扬”毫不掩饰的亲苏立场”，而在帕尔的解读中，她对宪政政治的不信任，与她愿意忽略苏联模式中的威权主义有关。

据她1992年的采访，《Patriot》报是由埃达塔塔·纳拉亚南（Edatata Narayanan）、P·维什瓦纳特（P. Vishwanath）等1942年运动的参与者聚在一起创办的，尼赫鲁提醒他们办一份报纸并不容易。联邦院的发言把《Patriot》和《Link》都算作她创办的；帕尔说她1958年协助创办了《Link》，此后一直担任编辑。

市长、编辑与荣誉

加尔各答大学的一份1947年至1997年大事年表记载，她于1958年4月14日当选为德里市政公司的首任市长，1959年4月9日再次当选，1959年6月1日辞职。联邦院的发言称她是德里第一位女市长，并说她给这座城市的管理带来了许多改革，并为贫民窟居民的生活做了工作。

帕尔说，1965年她获得列宁和平奖，是因为越南战争期间她为全印和平理事会筹款，加尔各答的年表把授奖日期记为1965年8月13日。1992年1月26日的一份印度政府公报通知，把”夫人阿鲁娜·阿萨夫·阿里（公共生活），新德里”列入Padma Vibhushan（帕德玛·维布善奖）获奖者。1996年7月29日她去世，联邦院次日默哀一分钟。1998年3月1日的一份印度政府公报通知，将Bharat Ratna（印度国家最高平民荣誉）授予她，并注明为追授。甘地研究基金会的Bharat Ratna获奖者名单把年份记为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