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七人委员会开了141天会起草印度宪法，主席B. R. 安贝德卡尔对制宪议会说，这份功劳并不真正属于他

B. R. 安贝德卡尔（B. R. Ambedkar）担任印度制宪议会起草委员会的主席。1949年11月25日，也就是议会通过宪法的前一天，他对议会说，人们给予他的功劳“并不真正属于我”。议会自己的记录说明了他为什么这么讲。记录里有宪法顾问贝内加尔·纳尔辛·劳（Benegal Narsing Rau）写的初稿，有一个成员构成和出席情况几经变动的七人委员会，还有从议会席上提出的约7635项修正案。

1947年8月29日的七个名字

议会于1947年8月29日通过一项由萨提亚纳拉扬·辛哈（Satyanarayan Sinha）提出的决议，指定七名成员：阿拉迪·克里希纳斯瓦米·艾亚尔（Alladi Krishnaswami Ayyar）、戈帕拉斯瓦米·艾扬加尔（Gopalaswami Ayyangar）、安贝德卡尔、K. M. 蒙希（K. M. Munshi）、赛义德·穆罕默德·萨阿杜拉（Saiyid Mohd. Saadulla）、B. L. 米特爵士（Sir B. L. Mitter）和D. P. 凯坦（D. P. Khaitan）。B. G. 凯尔（B. G. Kher）提出的一项修正扩大了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委员会要审查“由宪法顾问拟就”的文本，并向议会提交修订草案。议长拉金德拉·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指出，萨阿杜拉身体不适，并表示将自行决定填补任何空缺。

委员会次日，即8月30日开会。1949年，安贝德卡尔说，他进入议会时“除了维护表列种姓的利益，没有更大的志向”，表列种姓是对曾被视为不可接触者的那些社群的官方称呼。他说，当选委员会成员使他意外，被推举为主席更使他意外。

他是孟加拉选进议会的。奥斯汀（Austin）写道，安贝德卡尔随着印度分治失去了那个席位，分治还使穆斯林联盟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减到二十八人。1948年11月4日的辩论记录把他列为孟买的议员。

一个月写出初稿，141天写出第二稿

劳不是议会成员。奥斯汀说，他用一个月拿出了自己的草稿；托管辩论记录的网上平台印度宪法档案（Constitution of India archive）把它的日期定为1947年10月1日，称它大体上是把议会已经定下的各委员会报告汇编起来，其中有些条款标明尚待决定。安贝德卡尔和普拉萨德都说它有243条和13个附表。按档案的统计，它有240条。

据奥斯汀所述，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2月中旬，起草委员会一直在这份文本上工作。安贝德卡尔1948年2月21日的一封信列出了委员会在哪些地方偏离了议会的决定，或提出了替代方案。草案共315条、8个附表，于2月26日公布。1948年11月4日在议会提出草案时，安贝德卡尔说，它已经向公众公开八个月，并把委员会的任务描述为按照议会早先的决定准备一部宪法。

其余的情况，安贝德卡尔用数字说了。从1947年8月30日起，委员会开了141天会。议会分十一个会期，共开了165天会，其中114天用于审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约有7635项，实际动议的有2473项，定稿的文本有395条和8个附表。

克里希纳马查里笔下的委员会

安贝德卡尔介绍草案的次日，即1948年11月5日，T. T. 克里希纳马查里（T. T. Krishnamachari）对议会讲了那七名“由你们提名的”成员后来的情况。一人已从议会辞职并有人接替，一人去世而没有补人，第三人在美国，他的位置没有填补，第四人忙于邦务。“所以最终的结果是，起草这部宪法的重担落到了安贝德卡尔博士身上，”他说，并称其成果“无疑值得称赞”。在他看来，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对这件事给予应有的关注。

德比·普拉萨德·凯坦（Debi Prasad Khaitan）的死讯是议长前一天宣布的。奥斯汀列出的委员会1948年1月会议的七名成员中，有马达瓦·劳（Madhava Rau），没有米特。奥斯汀在一条脚注中补充说，克里希纳马查里本人在那次发言约两个月后加入了委员会，他的批评随后变得“远没有那么尖刻”。

在1949年11月25日的闭幕讲话中，安贝德卡尔肯定了同事们的功劳，感谢他们开了141天会，感谢他们“容忍并包容不同观点的能力”。纳济鲁丁·艾哈迈德（Naziruddin Ahmad）曾把这个机构叫作“Drifting committee”（漂移委员会）。安贝德卡尔回答说，“没有掌控的漂移与有掌控的漂移，是有区别的”。

1948年11月29日的第11条

草案第11条，即今天的第17条，废除不可接触制，禁止以任何形式实行它，并规定强制执行由此产生的任何限制为犯罪。纳济鲁丁·艾哈迈德提议改写，使任何人都不能因宗教或种姓而被当作不可接触者对待，理由是这个词没有法律含义。K. T. 沙阿（K. T. Shah）说，这个术语没有定义，可能会把女性在某些时期、葬礼之后或隔离期间所守的暂时性不可接触也牵连进去。

安贝德卡尔用一句话回答了这项修正案：“我不能接受纳济鲁丁·艾哈迈德先生的修正案。”被问到是否回答沙阿时，他说不。修正案被否决，条文获得通过，辩论记录里记着为甘地发出的欢呼“Mahatma Gandhi ki Jai”（圣雄甘地万岁）。当天早些时候，安贝德卡尔曾对议会说，这一条本身就把干涉不可接触者的权利定为犯罪，而不是留给议会或各邦去处理。

莫诺·莫汉·达斯（Mono Mohan Das）称1948年11月29日是“对我们不可接触者来说，伟大而难忘的一天”，并说他们的人数是5000万。甘地与安贝德卡尔1932年曾为“落后阶级”的单独选区一事发生冲突，档案里的安贝德卡尔传记说，在甘地绝食之后，他不得不依照浦那协定让步。

他称之为宪法灵魂的那一条

草案第25条，即现在的第32条，保障向最高法院申请执行基本权利的权利。1948年12月9日辩论这一条时，安贝德卡尔说，如果有人要他指出一条“没有它，这部宪法便形同虚设”的条文，他只能指出这一条。“它是宪法的灵魂，宪法的心脏所在，”他说。

理由是很实际的。人身保护令已见于《刑事诉讼法典》，执行令见于有关特定救济的法律，但这些令状“听凭立法机关摆布”，立法机关可以通过修订把它们取消。一旦写进宪法，任何立法机关都无法将其剔除。他对议会说，英国对待权利的做法更合他的意思，因为“是救济使权利成为真实”。通过的条文列出了人身保护令、执行令、禁止令、权限开示令和调卷令。

1949年11月25日：三点警告和一个矛盾

最后一次讲话从议会的年龄讲起。议会于1946年12月9日首次开会，按他的算法，它已有“两年十一个月零十七天”。接着他转向了可能出错的地方。

第一点警告是“坚守宪法手段来实现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他说，凡是这类手段行得通的地方，公民不服从、不合作和非暴力抵抗就没有理由，并称它们是“无政府状态的语法”。1947年以前非暴力抵抗的记录，见非暴力是否单凭自己结束了英国统治一文。

第二点是反对英雄崇拜。他引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话说，公民不应当“把自己的自由拱手放在哪怕是一位伟人的脚下”。他说，印度比其他国家更需要这个告诫，因为“在政治中，巴克提即英雄崇拜，是通往堕落并最终通往独裁的必由之路”。

第三点是“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政治民主同时成为社会民主”。他警告说，1950年1月26日，“我们将要进入一种充满矛盾的生活”。政治上将承认“一人一票，一票一值”，而社会和经济生活仍将继续否认“一人一值”。他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会“使我们的政治民主陷于危险之中”。

次日，1949年11月26日，普拉萨德提出动议：“制宪议会所议定的宪法予以通过”，辩论记录说该动议在经久不息的欢呼声中获得通过。普拉萨德在闭幕讲话中把宪法基本内容的功劳归于尼赫鲁和帕特尔，他们曾主持议会的若干委员会；他还说，起草委员会所依据的草案是劳准备的。他说，安贝德卡尔“为他所做的工作增添了光彩”。序言把通过日期定为1949年11月26日。根据第394条，包括关于公民身份的第5至9条在内的少数条款立即生效，其余条款于1950年1月26日生效。

1951年：《印度教法典法案》

一项法案结束了他在内阁的任期。据档案里的传记，《印度教法典法案》旨在改革印度教在婚姻、离婚、继承和收养方面的个人法。安贝德卡尔的辞职声明，在网上转载的文本里日期是1951年10月10日，声明说该法案于1947年4月11日提出，1948年4月9日交付特别委员会，1951年9月17日又逐条审议。按安贝德卡尔的说法，总理尼赫鲁随后提议只通过有关婚姻和离婚的部分，几天后又提议干脆放弃整个法案。安贝德卡尔于1951年9月27日递交辞呈，尼赫鲁次日接受。

他说，在通过四个条款之后，这项法案“被扼杀了，死时无人哭泣，无人颂扬”。他说，一边通过经济法律，一边对“阶级与阶级之间、性别与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听之任之，就是“在粪堆上建宫殿”。声明还列举了其他不满，其中有对表列种姓和落后阶级的对待、外交政策，以及他本人被排除在关键的内阁委员会之外。他说，健康原因不是他辞职的理由。

谁的宪法

档案里的安贝德卡尔传记说，起草过程常被视为与他同义，并指出，作为主席，他为草案辩护，几乎每一场辩论都有他的介入。历史学家对同一份记录有不同的解读。

奥斯汀1966年的研究说“这四个人掌控着制宪议会的事务”，指的是尼赫鲁、帕特尔、普拉萨德和阿扎德。他写道，劳“必须被列入对宪法制定有重要作用者之列”，而安贝德卡尔把措辞严谨的大部分功劳归于起草人S. N. 穆克吉（S. N. Mukherjee）。奥斯汀还重构了委员会的一项决定。在关于个人自由的草案条文，也就是后来的第21条中，委员会于1948年1月19日之后舍弃了“正当程序”，改用“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奥斯汀注明，他的叙述有一部分出于推断。这个推断是：被劳说服的A. K. 艾亚尔改变了立场，而奥斯汀怀疑安贝德卡尔并没有。

奥斯汀自己的论点关乎这份文件的用途。讲基本权利和指导原则的那一章，开头一句是“印度宪法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份社会文件”，并称这两个部分是“宪法的良知”。

乌彭德拉·巴克希（Upendra Baxi）在奥斯汀的书出版三年内就写了书评。据重印评论的摘要，巴克希质疑奥斯汀关于宪法是通过共识与迁就制定出来的说法，并认为这一说法建立在对印度文化与社会的宽泛概括之上。

阿尔温德·埃兰戈万（Arvind Elangovan）2019年对劳的研究认为，劳的宪法思想已基本被人遗忘，档案也指出，在对制宪过程的叙述中，劳的草案得到的关注比安贝德卡尔的少。历史学家罗希特·德（Rohit De）把问题移到了别处。德2018年的著作利用最高法院的记录论证，包括边缘群体在内的普通人利用宪法救济来挑战国家的各项规定，宪法以持久的方式改变了日常生活。德要回应的旧观点认为，一份由精英用英语起草的文件，对大多数印度人几乎没有影响。

安贝德卡尔自己也回到过这个问题。1953年9月2日，他在联邦院就《安得拉邦法案》发言时说，“我的回答是，我只是个受人驱使的写手”，并在同一次发言的后面说，“我将是第一个把它烧掉的人”。阿努拉格·巴斯卡尔（Anurag Bhaskar）在《最高法院观察家》摘录的一个书中章节里论证，后一句话出现在为拟议中的安得拉邦内少数群体争取保护的呼吁里，并不是号召毁掉宪法。巴斯卡尔指出，安贝德卡尔接着请内政部长K. N. 卡特朱（K. N. Katju）考虑他关于语言邦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