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蒂拉奥·普勒1873年把《古拉姆吉里》题献给美国人民，当年9月创立真理探求社，1882年又请亨特委员会把初等教育定为义务教育

乔蒂拉奥·普勒（Jyotirao Phule，较早的资料多拼作Jotirao）1827年4月11日生于浦那，1890年11月28日在那里去世。他的家族是马利（Mali）种姓的菜农，这个种姓通常被归入首陀罗，即四大瓦尔那（种姓等级）中最低的一级。1848年起，他和妻子一起办学校，后来又开了一家收留寡妇所生婴儿的育婴所。1873年9月24日，他创立了真理探求社（Satyashodhak Samaj），距离他签署自己那本《古拉姆吉里》（Gulamgiri）的英文序言不到四个月。

一个菜农的儿子，在苏格兰传道会的学校里

达南贾伊·基尔（Dhananjay Keer）1960年写的传记说，普勒的父亲戈温德拉奥（Govindrao）在浦那开着一家花和蔬菜铺，而普勒这个姓来自这家人给佩什瓦（1818年之前统治浦那的马拉塔统治者）供花的营生，取代了原先的姓戈尔赫（Gorhe）。男孩在园子里干了大约三年活，1841年约十四岁时回到学校，上的是苏格兰传道会办的学校，1847年读完了英语课程。据基尔所述，婆罗门萨达希夫·巴拉尔·戈万德（Sadashiv Ballal Govande）是他在那里最要好的朋友，两人一起读过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

据基尔的叙述，一个婆罗门朋友的婚礼队伍让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弯：一名正统派宾客把普勒当作首陀罗赶走了。书中没有给出日期。学者盖尔·奥姆维特（Gail Omvedt）转述了这件事，并从中看出“婆罗门改良主义的虚伪与矛盾”。

1848年起的女子学校，1863年的寡妇婴儿之家

浦那萨维特里巴伊·普勒大学的马哈特马·普勒讲席（Mahatma Phule Chair）把他为首陀罗、阿提首陀罗、马哈尔和芒的女孩开办的第一所学校定在1848年，1851年又增办了几所。阿提首陀罗指的是地位低于首陀罗、被视为不可接触者的那些群体。奥姆维特给出的是1849年和1851年，基尔则把浦那安纳萨赫布·奇普伦卡尔（Annasaheb Chiplunkar）家中的一所学校定在1851年7月3日。1882年写给教育调查委员会的陈述中，普勒说他和妻子在女子学校“一起工作了多年”。那位女教师自己另有一篇专文。

讲席把防止杀婴的收容所Balhatya Pratibandhak Griha定在1863年，奥姆维特则定在1864年。普勒自己的叙述见于他回复改革者B. M. 马拉巴里（B. M. Malabari）关于童婚和寡妇问题的札记的文字，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编的他的著作英文版里。他说，起因是一位名叫卡希拜（Kashibai）的婆罗门寡妇，她因杀死新生婴儿被判终身流放。他写道，审判一结束，他就在自家院子里设了一所育婴堂，并在婆罗门居住的街巷的墙上贴了告示。到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已有35名怀孕的寡妇在这里分娩，其中5个孩子活了下来。他说，有30个孩子的死，是因为母亲们为了掩盖怀孕服过药。

据基尔所述，普勒不让任何婆罗门委员会插手这家收容所，他和萨维特里巴伊把一个1873年出生的男孩亚什旺特（Yashwant）当作自己的儿子养大。奥姆维特补充说，马利社群因此抵制了这户人家。

1873年9月24日，以及第一场没有祭司的婚礼

基尔写道，1873年9月24日，普勒在浦那召集了来自马哈拉施特拉几个中心的约60名追随者，大家同意成立真理探求社，普勒任社长兼司库。历史学家罗莎琳德·奥汉伦（Rosalind O’Hanlon）引用了该社的第一份报告，其中给出同一个日期，并说创始人们打算把首陀罗从婆罗门和其他祭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她说，不久之后又订出了28条规则。成员们发誓只崇拜造物主，第四条规则禁止讨论政治。基尔补充说，效忠英国统治也是成员们的宣誓内容之一。

据奥汉伦所引，《真理之光》（Satyadipika）报纸1873年10月报道，约700户库恩比、马利、陶工、木匠和其他首陀罗种姓的家庭，拒绝再请婆罗门祭司主持男性祖先的仪式。基尔记述，第一场没有祭司的真理探求社婚礼于1873年12月25日举行。新郎是个年轻的鳏夫，在普勒的店里做工，是普勒教会他读书的；花费不过买一份槟榔的钱；新人念的是普勒编写的誓词。

基尔把该社与拉姆·莫汉·罗伊的梵社以及孟买的祈祷社作了比较。他说，三者都拒绝让祭司充当中介，但普勒把真理而不是祈祷放在中心，而梵社的聚会自罗伊的时代起就只允许婆罗门主持。

一场法庭上的检验来得很晚。浦那县奥图尔（Otur）村的婆罗门祭司们起诉巴拉吉·库萨吉·帕蒂尔（Balaji Kusaji Patil），因为他家婚礼不请他们。孟买高等法院1890年1月8日判帕蒂尔胜诉，基尔说，他把这一判决解读为确认了真理探求社的婚礼无需祭司即为有效。

奥姆维特在她的两部著作中把成立时间定为1875年。另有四个来源给出的是1873年9月24日：基尔、奥汉伦、普勒讲席和邦政府的版本。

《古拉姆吉里》和它对美国的题献

在P. G. 帕蒂尔（P. G. Patil）的译本里，《古拉姆吉里》的全名是《披着婆罗门教外衣的文明英国政府下的奴隶制》（Slavery in the Civilised British Government under the Cloak of Brahmanism）。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英文版说，它于1873年6月问世，书的英文序言由普勒署名，日期是1873年6月1日。全书是普勒与一位提问者丹迪巴（Dhondiba）之间的对话。据基尔的统计，共十六章，前九章讲普勒眼中婆罗门统治的历史。书中的论点是：婆罗门是来自伊朗的雅利安入侵者的后裔，他们奴役了原住民，并发明种姓来压住他们。

邦政府英文本中的题献是“献给美国的善良人民”，感谢他们“为黑人奴隶制一事所尽的崇高、无私、舍己的奉献”。他补充说，他希望本国同胞以他们为榜样，把首陀罗从婆罗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邦政府版的导言说，这本书曾因对婆罗门进行“恶毒的宣传”而受到批评。

1882年10月19日他对亨特委员会说了什么

1882年的教育调查委员会因其主席威廉·亨特爵士（Sir William Hunter）而被称为亨特委员会。普勒呈交该委员会的陈述书日期是浦那，1882年10月19日，署名“商人、农人兼市政委员”。邦政府的英文版收录了这份文件。基尔的评语是，在他所记述的证人中，没有第二个人如此直白地说，政府忽视了下层阶级的教育。

普勒写道，孟买管辖区近九成的村庄，或者说近10拉克（即100万）名儿童，没有任何初等教育设施，这个数字他是用“据说”引出的。他提出，初等教育“应当规定在达到某一年龄之前为义务教育，比如至少到12岁”。他说，小学教师几乎全是婆罗门，而且大多没受过训练，薪水“很少超过10卢比”。他想要的是从“耕作阶层中”培养教师，月薪至少12卢比，较大的村子是15或20卢比。学校要每季度检查一次，而且不事先通知；学校的增加要靠这些来源：对有合格教师的本土学校的拨款、地方教育税的一半、市政当局依法承担的义务，以及省或帝国的资金。凡是马哈尔和芒的孩子多的地方，他要求另设学校，因为其他学校不肯让他们入座。

高等教育则是另一回事：他并不要求政府撤手，说撤回资助会伤害中下阶层。他《古拉姆吉里》序言的一部分被放进了陈述书，其中包括那句“把所有婆罗门教书先生都打发走！”。先培养一小批懂英语的人这一政策，是麦考莱的孩子一文的主题。奥汉伦引用了阿尼尔·西尔（Anil Seal）对1886至1887年的统计：孟买非契约文官体系（她称之为印度行政等级中的精英）行政和司法部门的384人中，328人是印度教徒，其中211人是婆罗门，1人是首陀罗。她说，其中的种姓分类很粗糙。

《鞭子》的日期是1883年，不是1881年

《农民的鞭子》（Shetkaryacha Asud，即The Cultivator’s Whipcord）带有1883年的日期。邦政府的英文版收录了普勒为它写的导言，日期是1883年4月6日，其中他写到“现在（1883年）”。在奥姆维特和巴拉特·帕坦卡尔（Bharat Patankar）的译本中，正文里标有日期的段落从1882年11月2日一直到1883年7月28日。基尔说，普勒在几个城镇朗读过其中的部分内容，到1883年7月写完，并把抄本寄给了巴罗达的大君和总督达弗林勋爵。基尔读1886年6月2日的一封信后认为，这本书当时仍未出版。译者自己的导言说它出版于1881年，这个日期与正文里标注的日期对不上。

导言的开头是：“没有教育，智慧就丧失了；没有智慧，道德就丧失了”。在奥姆维特和帕坦卡尔的译稿中，普勒说，亨特乘火车车厢巡行三个管辖区，没有去过农民的茅屋，取证的对象主要是高种姓证人。要求从农民自己的种姓中选拔教师、要求以法律强制入学，在这里又出现了一次。

1888年5月11日的圣雄称号，以及1890年11月28日的逝世

基尔把这项荣誉放在1888年5月11日，地点是孟买曼德维（Mandvi）的科利瓦达礼堂（Koliwada Hall），那是他在孟买的追随者安排的一场集会。基尔写道，几场演讲之后，领袖们“授予他”圣雄的称号，“这一称号是平民百姓授予他的”。他的叙述没有点出是谁授予的。普勒讲席给出同一日期，并说是公众授予的。达莫达尔·萨瓦拉姆·扬德（Damodar Savalaram Yande）自称到过现场，他写道，巴罗达大君萨亚吉拉奥·盖克瓦德（Sayajirao Gaekwad）曾叫普勒的孟买同事授予这一称号，当时普勒正在孟买，要在拉古纳特·马哈拉吉（Raghunath Maharaj）的圣墓前演讲。基尔的版本里，还是这位大君，还是通过这位扬德，提议的却是“布克·T·华盛顿”。

据基尔所述，1888年7月的一次中风使他右半身瘫痪。基尔记载，他于1890年11月28日凌晨两点二十分去世，普勒讲席给出同一日期。遗嘱要求土葬。基尔说，同事们显然不知道这一点，出殡的队伍走了两个小时才到火葬场。基尔引用1949年《贫苦之友》（Din Bandhu）特刊报道，甘地1933年5月在叶尔瓦达监狱里称普勒是一位真正的圣雄。

历史学家的分歧

罗莎琳德·奥汉伦的《种姓、冲突与意识形态》（Caste, Conflict and Ideolog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的出发点，她说，是普勒和其他非婆罗门活动家在其马拉地语材料中的论点，而不是径直转向被当作真正推动力的“现成的一套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她的叙述中，传教士的著述和印度教更古老的异见传统都滋养了他的思想。在她看来，他关于婆罗门一场共同阴谋的图景是“一种高度精巧而有效的论战工具”，以变形的方式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事实：婆罗门群体从共同的宗教忠诚中获得了某种团结。至于婆罗门在官职中所占的份额，她认为他的说法有“明确可辨的客观现实基础”。

奥姆维特在1971年的一篇文章中主张，应当把普勒看作“首要的文艺复兴人物”，并写道，随着他的出现，“印度低种姓、非雅利安的农民大众有了觉醒”，又说非婆罗门运动的起源要追溯到印度的文艺复兴，不应把它解读为教派主义，也不是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她补充说，普勒还站在印度教传统之外，几乎从不使用“印度教”一词。相比之下，奥汉伦强调的是印度教异见传统内部的来源。2008年，奥姆维特称奥汉伦的书是关于普勒生平与思想的主要论述。

关于雅利安人入侵，奥汉伦说，普勒大量借鉴了传教士的叙述，尤其是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的《三千年前的印度》（India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她记述说，毗湿奴最初的几个化身，他读作是这场进攻的各个阶段，鱼和龟是后续各波入侵者的船只。奥姆维特和帕坦卡尔称他也许是第一个把雅利安理论颠倒过来、用它来解释婆罗门控制的人，并指出安贝德卡尔不同意这一点。安贝德卡尔在1946年论首陀罗起源的书里写道：“入侵论是一种杜撰。”2019年，瓦吉什·纳拉西姆汉（Vagheesh Narasimhan）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依据523个古代个体，把草原祖源抵达南亚的时间放在公元前2千纪的上半叶，并报告说，传统上具有祭司身份的群体往往（也有例外）携带比预期更多的这种祖源。论文作者写的是“人群的迁移”和混合。

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的英文版由帕蒂尔为邦的普勒逝世百年纪念委员会翻译，分两卷，《奴隶制》于1991年11月28日出版，选集定于1992年1月3日出版。在第二卷里，委员会执行主席D. T. 鲁普瓦特（D. T. Rupwate）写道，人们常说普勒反婆罗门，他的回答是，普勒言辞的严厉，与他所面对的那套制度的严厉相称。马拉地语剧作家G. P. 德什潘德（G. P. Deshpande）写过一部以普勒为题材的戏剧《真理探求者》（Satyashodhak），他编辑了左词出版社（LeftWord）的英文版，该版完整收录了《古拉姆吉里》和《鞭子》，以及亨特委员会的陈述。拒绝入侵论的安贝德卡尔，为纪念普勒题献了他1946年的那本书，称他为“现代印度最伟大的首陀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