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维特里巴伊·普勒自1848年起在浦那办女子学校，分文不取，上学路上被人扔泥巴和石头，1897年在护理病人时死于鼠疫

萨维特里巴伊·普勒（Savitribai Phule，1831年1月3日至1897年3月10日）是丈夫乔蒂拉奥·普勒（Jotirao Phule）自1848年起在浦那开办的女子学校里的女教师。达南贾伊·基尔（Dhananjay Keer）1960年为乔蒂拉奥写的传记引用了19世纪50年代初的一份委员会报告，报告说她“高尚地自愿投身于改进女子教育，不要任何报酬”。

她被广泛称为印度第一位女教师。浦那和艾哈迈德讷格尔的教会学校早已有女性教女孩，基尔的说法要窄一些：他列举了那些教会学校之后写道，乔蒂拉奥“是第一个创办女子学校的印度人”。关于她的大部分了解，来自基尔转载的19世纪50年代的报告和报纸，来自乔蒂拉奥自己的陈述，也来自她写给他、至今有译文留存的三封信。这些来源之间有出入的地方，本文都会说明。

九岁的新娘，在家里学会了读书

乔蒂拉奥生于1827年4月11日，1840年与萨维特里巴伊成婚。谷歌艺术与文化上的Zubaan专题说，她当时九岁。基尔写道，乔蒂拉奥在家里教妻子读书，等他开办第一所女子学校时找不到教师，就请她帮忙。

据基尔所述，1848年，乔蒂拉奥的朋友萨达希夫·巴拉尔·戈万德（Sadashiv Ballal Govande）被调往艾哈迈德讷格尔，那是教会学校聚集的著名中心，乔蒂拉奥便去参观。基尔引用了乔蒂拉奥1853年12月发表的一份声明，其中乔蒂拉奥说，他参观了美国传教士法勒小姐（Miss Farrar）在那里办的女子学校，对那里教女孩的方式很满意。“一回到浦那，”他接着说，“我立刻开办了一所低种姓女子学校。”基尔说明，这是为首陀罗和阿提首陀罗种姓的女孩办的学校，这两个是种姓秩序中的底层。

基尔还说，萨维特里巴伊曾在艾哈迈德讷格尔跟朋友的妻子萨拉斯瓦蒂巴伊·戈万德（Saraswatibai Govande）学习过一段时间。他又说，浦那一所政府马拉地语学校的教师凯沙夫·希夫拉姆·巴瓦尔卡尔（Keshav Shivram Bhavalkar）也教过她，此人1848年11月1日到任；基尔引用巴瓦尔卡尔的自传，讲了那一年最后一个季度里培训一班女性当教师的事。《浦那新闻》（Punekar News）说，她在苏格兰传道会的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于浦那办的师范学校受过训，但它只引用了“多种文件”，没有点出任何一份。

1848年在比德家，1851年在奇普伦卡尔家

基尔把乔蒂拉奥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放在一个名叫比德（Bhide）的人家里，位于浦那的布德瓦尔区（Budhwar Peth）。城里大而旧的宅院叫瓦达（wada），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为比德瓦达（Bhide Wada）。《穆克纳亚克》（The Mooknayak）把开学日期定在1848年1月1日，离她十七岁生日还有两天。基尔没有给出日子。他说学校办了五六个月，后来乔蒂拉奥的父亲把夫妇俩赶出家门，乔蒂拉奥得谋生，学校就关了。萨维特里巴伊·普勒浦那大学的普勒讲席把他们离家的时间定在1849年。

乔蒂拉奥自己证词中的日期，对不上得那么整齐。1882年10月19日，他向教育调查委员会（亨特委员会）提交了书面陈述，其中说他“大约在1854年受到促动”在浦那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我和我妻子在其中一起工作了多年”。印出来的文本带有一条编者脚注，称1854是1851的印刷错误。1851年与基尔据当时文件所记录的那所学校相符。它于1851年7月3日在安纳萨赫布·奇普伦卡尔（Annasaheb Chiplunkar）的瓦达里开学，同样在布德瓦尔区，名册上有八名女孩，委员会秘书的记述说，这个数字“不久”就涨到了48。第二所学校1851年9月17日在拉斯塔区（Rasta Peth）开办，第三所1852年3月15日在韦塔尔区（Vetal Peth）开办。1848年这个日期来自基尔的叙述和大学的年表。基尔引用的有日期的报告，则是从1851年7月那所学校开始的，萨维特里巴伊在那里被任命为女校长。教育局主席约翰·沃登（John Warden）在基尔的引文里称它是“一所靠偷偷摸摸办起来的小学校”。

一笔曾经付给婆罗门学者的基金拨款

经营布德瓦尔区那所学校的委员会在报告里写道，它只能发很低的薪水，教师一找到更好的职位就走了。基尔在脚注里把这份报告注到一本标注为1852年的卷册，同一份报告里，萨维特里巴伊被点名为自愿不领报酬的人。基尔还说，乔蒂拉奥夫妇二人都是无偿为学校服务。

沃登描述了他1851年任司法专员时参观浦那最早两所女子学校的情形。他说，女教师是“一个园丁的妻子，是园丁教她读的书”，要好说歹说才劝动她在他旁观时考查一个班。一班已婚的年轻妇女自己组成了师范班，也就是教师培训班，她们则根本不肯见他。

政府的钱确实来了。达克希纳奖金委员会（Dakshina Prize Committee）管理着一笔基金，这笔钱过去是作为赠礼发给婆罗门的。据基尔所引孟买总督福克兰勋爵1852年11月10日的公函，该委员会在1852年批准为女子学校每月拨款75卢比。1852年8月21日的《浦那观察家报》（Poona Observer）报道，同一委员会每月拨给乔蒂拉奥设在韦塔尔区、招收马哈尔和芒两个群体孩子的两所学校25卢比，这两个群体当时被视为不可接触者。1852年11月16日，浦那学院院长坎迪少校（Major Candy）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向乔蒂拉奥赠送了一对披肩，是政府花193卢比买的。萨维特里巴伊在1856年的信里提醒她的哥哥，“英国政府曾经办过一场仪式来表彰我的丈夫”。

乔蒂拉奥1882年对教育调查委员会说，委员会已把女子学校移交教育部门，“由米切尔夫人管理”。同一份陈述还抱怨，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开支“只会教育婆罗门和较高阶层”。在这笔开支之前的1835年教育决定，见麦考莱的孩子一文。比这早一代，在加尔各答，拉姆·莫汉·罗伊曾就印度的学校该教什么给总督写过信，那封信记在拉姆·莫汉·罗伊与1829年禁止萨蒂一文里。

泥巴、石头和一个听差

基尔写道，婆罗门反对者和他们雇来的人，在萨维特里巴伊走路去学校时朝她扔泥巴、脏东西和石头。他说，她会停下来说：“愿神宽恕你们。我是在尽我的本分。愿他保佑你们。”他没有给出这些话的出处。他说，在布德瓦尔区的学校，雇了一名听差接送她往返住处。《穆克纳亚克》补充说，她总是多带一件纱丽。

在基尔引用的另一份1853年声明里，乔蒂拉奥讲了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我父亲终于把我赶出了他的家门。”基尔还写道，乔蒂拉奥的同事大多是婆罗门，他们“富有人情味而又勇敢地站在他一边”，并列出学校委员会成员中有教师、一名测量员和政府职员。按他的描述，反对来自浦那婆罗门群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寡妇之家、协会和三封信

普勒讲席的年表把防止杀婴之家（Balhatya Pratibandhak Griha）的时间定在1863年。基尔说，乔蒂拉奥让人在浦那各家的墙上贴传单，告诉寡妇们“到这里来，安全而秘密地分娩”，并且拒绝把这座收容所交给婆罗门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基尔写道，萨维特里巴伊照看那里的孩子“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其中一个孩子是亚什万特（Yashwant），1873年生于一位名叫卡希白（Kashibai）的婆罗门寡妇。基尔的叙述取材于乔蒂拉奥1887年7月的遗嘱，说萨维特里巴伊给婴儿剪了脐带，遗嘱里写明这对夫妇把这个男孩视为自己的儿子。据普勒讲席，乔蒂拉奥于1873年9月24日创立了真理探求者协会（Satyashodhak Samaj）。

萨维特里巴伊写给乔蒂拉奥的三封信有马拉地语译文留存。1856年10月，她在娘家养病期间写信说，她哥哥告诉她，她和丈夫因为为不可接触者服务而被开除出种姓是理所应当的。据她转述，她的回答是：“是的，我们俩都教女孩、女人、芒人和马哈尔人。”1868年8月29日，她从萨塔拉附近的奈贡（Naigaon）写信说，一个名叫加内什（Ganesh）的婆罗门男子和一个怀孕六个月的马哈尔女孩沙尔贾（Sharja）被拉着在村里游街，并被威胁要处死。她说自己冲到现场，向人群警告英国法律下的后果。她把这对男女送到了乔蒂拉奥那里。

第三封信写于朱纳尔附近的奥图尔（Otur），日期是1877年4月20日，正值饥荒年间。信里说，真理探求者协会的志愿者组成了救济小队，其中五十人被捕，县长下令放人。总督对同一场饥荒的应对，见利顿勋爵为印度办了史上最盛大的庆典之际，马德拉斯有6.5万人饿死。

她也写诗。她的诗集《Kavya Phule》出版于1854年，The Wire把后来的一部诗集《Bavan Kashi Subodh Ratnakar》的时间定在1892年。阿洛查纳·盖克瓦德博士（Dr Aalochana Gaikwad）1994年翻译了她的诗《去，去受教育》（Go, Get Education），其中有“要自立，要勤勉”和“所有宗教都承认学习的权利”这样的诗句。

法蒂玛·谢赫：记录里有什么

法蒂玛·谢赫（Fatima Sheikh）在这个故事中的位置，2025年1月受到质疑，当时活动人士迪利普·曼达尔（Dilip Mandal）在X上发帖说她“从未存在过”。他在同一条帖子里说，这个名字是他编出来的，不过他2019年曾在ThePrint上写过她。ThePrint撤下了那篇文章，咨询了学者，之后重新发布，并附上一则说明，称它发现“历史上散见着多处关于法蒂玛·谢赫的提及”。

文件里有的是这些。萨维特里巴伊1856年10月的信里提到了一位法蒂玛：“我知道我不在，给法蒂玛添了那么多麻烦，但我相信她会理解，不会抱怨。”Alt News报道，这封信收在苏西·萨鲁（Susie Tharu）和K. 拉利莎（K. Lalitha）编的选集《印度女性写作》（Women Writing in India）里，Alt News有一处把这本选集的年份写作1991年，另一处写作1990年。选集说，法蒂玛·谢赫是一位同事，在这些学校里“一直教到1856年”，指的是普勒夫妇的学校。Alt News还引用了M. G. 马利（M. G. Mali）1980年写的萨维特里巴伊传记，说法蒂玛·谢赫曾在普勒夫妇开办的师范学校就读，成为第一名学生。

萨维特里巴伊·普勒浦那大学历史系主任什拉达·昆博贾卡尔（Shraddha Kumbhojkar）对Alt News说，“只有一份确凿的证据”，就是那封信，不过它强烈暗示有一位女同事接过了萨维特里巴伊的职责。浦那的研究者塔赫拉·谢赫（Tahera Shaikh）说，“关于谢赫的公共记录很少”。曼达尔则争辩说，信中对法蒂玛的语气几乎没有尊重，并提出她“可能是个家仆或帮工”。

ThePrint的人物稿比这封信走得更远。它说，1848年她和萨维特里巴伊在她家里办了一所女子学校，直到1856年她在普勒夫妇的全部五所学校任教。同一篇稿子还说，她的出生年份不详，一些社交媒体账号给出的1月9日生日“没有证据”。基尔1960年的传记详细引用了孟买的报纸和教育局的报告，却没有提到她的名字。ThePrint报道，马哈拉施特拉邦教科书局巴尔巴拉蒂（Balbharati）2014年承认了她的贡献。

1897年3月的鼠疫，以及纪念

乔蒂拉奥于1890年11月28日凌晨2点20分去世。基尔描述亚什万特在火葬堆旁祈祷，没有提到萨维特里巴伊在场。Zubaan专题说，火是她亲手点的。基尔写道，1892年2月，巴罗达大君送来一张1000卢比的支票，她每三个月可以从中领取50卢比。

据Forward Press，1897年鼠疫与饥荒一同来到马哈拉施特拉。它报道说，萨维特里巴伊去探望病人，把他们送去医院，当没有人愿意靠近蒙德瓦（Mundhwa）村外马哈尔聚居地的一个男孩、潘杜朗·巴巴吉·盖克瓦德（Pandurang Babaji Gaekwad）的儿子时，她把他背在背上。它还说，她把当时已是军队医生的亚什万特叫到了浦那。Zubaan专题把她的诊所放在哈达普萨尔（Hadapsar），孩子的年龄是十岁。The Wire上的坎查·伊莱亚·谢泼德（Kancha Ilaiah Shepherd）只说诊所在浦那郊外，“她在为病人服务时染上了这种病，于1897年3月10日去世”。

各种说法在亚什万特的下落上有出入。伊莱亚说他在诊所治疗病人后死于鼠疫。基尔写道，亚什万特1893年通过了入学考试，拿了医学文凭，加入了军队，而且“看来”他在萨维特里巴伊去世大约八年后去世。

印度邮政1998年3月10日发行了萨维特里巴伊·普勒逝世百年纪念邮票。Forward Press在2014年8月1日报道，2014年7月马哈拉施特拉邦内阁批准把浦那大学改名为萨维特里巴伊·普勒浦那大学。比德瓦达如今要成为国家纪念馆：经过12年的诉讼，孟买高等法院2023年10月16日允许浦那市政公司征用它，《The Leaflet》2023年11月5日报道，最高法院驳回了占用者的上诉，给了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腾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