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烂陀靠捐赠的村庄收入供养数千名僧人，一位藏族朝圣者在1235年发现那里仍在上课

那烂陀是一座佛教寺院，位于比哈尔邦，距巴特那约70公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它向僧人和来访的学者授课约800年。印度考古调查局从废墟中挖出的最早一批物件里，有一枚笈多王鸠摩罗笈多一世（约413至455年在位）的钱币。这枚钱币是判断此地何时开始的最早的实物线索之一。至于它如何终结，留下的文字记录更长，却更缺乏共识。

关于它的规模和日常作息的文字描述，出自三位亲历者：7世纪的两位中国僧人玄奘和义净，以及13世纪一位名叫达摩斯瓦明（Dharmasvamin）的藏族朝圣者。他们给出的数字彼此不同，每一份都只是一位旅行者的报告。

一位名叫铄迦罗阿迭多的国王，和地板下的一枚钱币

玄奘于629年离开中国，据历史学家乌皮德·辛格（Upinder Singh）说，他在那烂陀学习了五年多。他记下了一个创建故事：一位名叫铄迦罗阿迭多（Sakraditya）的国王选定了这块地方，建起一座寺院，他的继任者佛陀笈多、如来笈多、婆罗阿迭多和伐阇罗又各自添建了一座。随后，中印度的一位国王在整片院落周围筑起一道高墙，只开一座门。在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的译本中，玄奘把铄迦罗阿迭多的年代定在“佛陀涅槃后不久”，这将使他远在笈多王朝之前。

发掘者没有找到这么古老的东西。印度考古调查局的碑铭学者希拉南达·萨斯特里（Hirananda Sastri）在1942年的专刊中写道，遗址中尚未发现任何可以确定早于笈多帝国的遗物。调查局的负责人之一A·高斯（A. Ghosh）在调查局1946年版的指南中写道，一枚射手型的鸠摩罗笈多钱币，出土于第4号遗址下寺院一处后期地面以下约三英尺的地方，是那烂陀最早的发现之一。

萨斯特里还释读了遗址出土的一枚残破的泥印，其铭文包含“Sakraditya-karita”字样，他理解为由铄迦罗阿迭多所建之物，并把它算作支持玄奘所列国王名单的证据。耶稣会历史学家H·赫拉斯（H. Heras）神父1928年提出，铄迦罗阿迭多是鸠摩罗笈多一世的称号，因为Sakra和Mahendra都是因陀罗神的名字，而鸠摩罗笈多的钱币上刻有摩亨德罗阿迭多这个称号。赫拉斯从婆罗阿迭多起逐朝上推，把创建时间定在约427年。辛格则谨慎得多：“鸠摩罗笈多一世和布达笈多可能在那烂陀建过寺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把遗迹的年代定在公元前3世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文化遗产的咨询机构）所概述的申报材料，把主塔的修建归于阿育王，称其建在佛陀弟子舍利弗的遗物之上。辛格指出，遗址的发掘没有揭示出笈多以前的遗存，不过她补充说，近来的发掘似乎揭示了一些。她还指出，旅行时间为399至414年的中国朝圣者法显没有提到那烂陀。

无论如何，这座寺院兴起于摩揭陀，也就是旃陀罗笈多·孔雀的旧日腹地，处在一个王朝的治下，而这个王朝的“黄金时代”之称，如今已有历史学家提出异议。辛格补充说，在戒日王和波罗诸王的统治时期，它一直得到王室的资助。

中国朝圣者数到的数字

玄奘自己的《大唐西域记》说，那烂陀的僧侣有“数千”人。他的弟子慧立在比尔同样翻译过的传记中给出了更大的数字：常住者和来访者合计“常达”一万人。慧立补充说，其中1000人能讲解二十部经论，500人能讲解三十部，约有十人，玄奘在内，能讲解五十部。只有住持戒贤通晓全部。每天设有约100座讲台供讲法之用。

义净是一位中国僧人，在那烂陀住了十年，据他的译者推算大约是675至685年。他把居民人数定为3000多人。高楠顺次郎（Takakusu）指出，多数抄本在这一处写的是5000，但他判断3000才是正确的，并说义净的《回忆录》（Memoirs）给的是3500。义净数出八座殿堂和300间僧房，并说寺院的土地上有200多个村庄，由历代国王施予。慧立则写到，国王免除了约100个村庄的收入，这些村庄里有200户人家，每天供应米、酥油和牛奶。慧立说，凭这笔收入，学生们不必为文中所称的四种必需品去乞讨。

守门人，和课程表

玄奘说，想加入辩论的外人会被守门人拦在门口，这位守门人“提出一些难题”。许多人答不上来，就离开了。比尔把失败的比率译作“七八至十”（原文为“seven or eight to ten”），读来是十个人里有七八个失败。《西域记》说，里面的辩论从早持续到晚：“白天不够用来问答深奥的问题。”

慧立列出了学习的内容：大乘，十八部派的著作，还有吠陀、阿闼婆吠陀、数论哲学、语法、医学和因明，玄奘的《西域记》把因明描述为判断真伪的方法。

玄奘是受尊敬的贵宾，慧立记下了他的每日供给：120枚柑橘类的jambira果，20枚槟榔，20枚肉豆蔻，一盎司樟脑，以及一斗摩诃萨利米，慧立说这种香米只产于摩揭陀。每个月还供给三量油，并有侍从和一头供骑乘的大象随行。

以漏刻计时的一天

义净对作息的描述细致而实际。时辰由漏刻报出，夜里第一个时辰结束时，副主事在寺院的阁楼上击鼓报时。由于住的僧人太多，礼拜无法在一个地方举行。领唱的僧人，即带领诵经的人，走遍各个殿堂唱诵赞歌，在他前面有在家的仆人捧着香和花。每天早晨会发出一个信号，召集大家去寺院附近的十多个大池沐浴，一百或一千名僧人各带一块浴巾一起出发。有学问的长老乘轿，从不骑马。

铁锹挖出了什么

遗址已被夷为土丘，位于巴尔贡村（Bargaon）附近。高斯说，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在1860年代依据中国朝圣者给出的距离和方向，认定这些土丘就是那烂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则说，印度政府于1904年征得48英亩土地。印度考古调查局开始发掘的时间，依不同说法是1915年或1916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把主要发掘期定为1916至1938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址价值的陈述说，保护区面积为23公顷，内有11座精舍（vihara，兼作住处和教学场所的寺院）和14座神庙，另有许多较小的圣祠。它还说，原来的建筑群要大得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指出，围栏之外的土丘显示，范围至少有两平方公里，并且据说那烂陀一度有80多座精舍。

高斯把第3号遗址的大佛塔描述为七次先后累积的结果。它起初是一座很小的建筑，最早的三座佛塔各自不到12英尺见方，埋在土丘之中。第1号寺院遗址显示出九个居住层，一层叠一层地重建。高斯还报告了大量烧焦的木梁、门、造像和谷物的痕迹，他认为这至少是一次大范围的火灾，此后人们不久就回来了。一块1863年发现的石刻铭文，纪年为波罗国王摩希波罗一世（高斯推定其在位期约为992至1040年）的第十一年，据高斯的铭文清单，它记录了那烂陀被火焚毁及其重建。那场火灾远在任何突厥人的袭击之前。

调查局在1970年代又回到这里。其1973至1974年的评述报告说，清理已发掘遗迹以东的萨莱土丘（Sarai mound）时，出土了包括乌玛-摩醯首罗、多罗和一尊菩萨在内的雕塑，以及一道22米长、有两个结构期的抹灰砖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6年把该遗址列入名录。2016年3月11日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评估曾建议推迟这份申报。评估说，把那烂陀视为一所大学而非寺院建筑群，理由薄弱，而且申报的区域可能没有包含展示遗址价值所需的全部内容。

对“比哈尔堡垒”的突袭

通常与那烂陀之终结联系在一起的记述，见于波斯编年史家明哈只·西拉吉（Minhaj-i-Siraj）所写的《纳西尔史话》（Tabaqat-i-Nasiri）。在H·G·拉弗蒂（H. G. Raverty）的译本中，明哈只说，他是1243至1244年（伊斯兰历641年）在拉赫瑙提（Lakhnauti）听一位名叫萨姆萨姆丁（Samsam-ud-Din）的士兵讲的，此人曾在穆罕默德·巴赫蒂亚尔·哈尔吉（Muhammad-i-Bakhtiyar Khalji）麾下服役。巴赫蒂亚尔带着两百名披甲骑兵来到比哈尔堡垒的门前，攻占了它。明哈只说，居民多是剃光了头的婆罗门，这些婆罗门全被杀死。堡垒里有“大量书籍”，征服者想请人讲解时，凡是能讲解的印度教徒都已死去。他们得出结论，整座堡垒是一所学院，明哈只说，印度语里把它叫作比哈尔。

这段文字没有提到那烂陀，没有给出年份，也没有说到火灾。拉弗蒂的脚注把巴赫蒂亚尔离开比哈尔的行动定在伊斯兰历589年，约为1193年。

历史学家的解读各不相同。高斯在1946年为调查局写作时，认为指的是那烂陀“并非没有可能”，他还引用了17世纪的藏族史家多罗那他（Taranatha），后者说突厥人在那烂陀造成了很大破坏，僧人逃走了。曾在德里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D·N·贾（D. N. Jha）2014年提出，那座堡垒是欧丹达普里（Odantapuri），即比哈尔谢里夫的寺院，而明哈只“根本没有提到那烂陀”。萨斯特里的专刊把比哈尔谢里夫定在离那烂陀约七英里处，并认为那里的古堡可能包含欧丹达普里。辛格的教科书说，那烂陀在12至13世纪被突厥人摧毁，没有确定具体年份。

1235年，约70名学生

藏族翻译家和朝圣者达摩斯瓦明，据编者A·S·阿尔特卡（A. S. Altekar）的推算，于1235年到达那烂陀，住了约六个月。他在住持罗睺罗室利跋陀罗（Rahula Sribhadra）门下学习，这位住持年逾九十，门下约有70名学生读书。据阿尔特卡的概述，他报告说，那烂陀曾有七座神庙，以及14座大寺院和84座小寺院。它们已受损且无人照管，只有两座精舍还能使用。四周的围墙及其东西两座门仍然矗立，入口附近有多罗的画像。

阿尔特卡为1959年版写的导言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图书馆的建筑似乎在1235年之前就已被毁。第二，“认为那烂陀在13世纪初已被彻底摧毁的普遍印象，没有得到达摩斯瓦明记述的证实。”他补充说，1235年夏天，约300名士兵来到那烂陀，当时达摩斯瓦明和他的老师正躲在一座神庙里，没有被发现。阿尔特卡认为，那烂陀得以部分幸存，是因为它偏离德里通往孟加拉的大路，规模太大，一次袭击毁不了，又很少有石头建筑可供开采石料。贾引用同一次访问，来论证巴赫蒂亚尔并没有摧毁那烂陀。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概述申报材料时说，那烂陀在波罗诸王之后“遭到蹂躏并被焚毁”，并靠一个小团体维持运转，直到约14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己的文字则提到“13世纪那烂陀的劫掠与废弃”。

一部议会法案和王舍城的校园

2007年1月15日在宿务举行的东亚峰会同意支持复兴那烂陀大学，2009年10月25日的华欣峰会支持其设立。议会通过了2010年第39号《那烂陀大学法》，日期为2010年9月21日，在比哈尔邦设立那烂陀大学，“作为一所追求智识、哲学、历史和精神研究的国际机构”。该大学说，它于2010年11月25日成立，并被宣布为国家重要机构。

它的永久校园位于那烂陀县的拉杰吉尔（Rajgir）。印度新闻信息局报道，总理于2024年6月19日为其揭幕。校园有两栋教学楼，共40间教室，座位约1900个，两座各300座的礼堂，一座可容约550名学生的宿舍，以及采用太阳能电站和100英亩水体的净零设计。来自17个国家的使团团长出席。新闻稿引述了总理的话：“那烂陀宣告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使书籍在火中燃烧，知识也无法被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