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塔纳瓦萨尔的阿里瓦尔石窟是普杜科泰的一座耆那教洞窟，窟顶壁画被学者与阿旃陀并提，窟内留有潘迪亚时代的修缮铭文，开凿者至今仍有争论

阿里瓦尔石窟（Arivar Koil）是泰米尔纳德邦普杜科泰县锡塔纳瓦萨尔一座山西侧崖壁上的耆那教石窟，长约24英尺，宽12英尺，高11英尺。斯瓦米纳坦（Swaminathan）和《论坛报》（The Tribune）都把它的彩绘窟顶与阿旃陀并列，看重的正是这一点。马德拉斯政府博物馆的化学家S. 帕拉马西文（S. Paramasivan）1937年在《自然》杂志上写道，这些画是印度现存古典阿旃陀画派中最好的耆那教壁画。这里有三样东西需要定年代，而各种来源在三样上都有分歧：洞窟本身、铭文和壁画。

近年的文章把地名拼作Sittanavasal，较早的学术著作拼作Sittannavasal，两者指的是同一座山，而这个名字本身也有争议。南亚艺术在线百科Impart记下一种读法，认为它出自梵语，意为“大圣者的居所”；另一种读法认为它是附近城镇“较小的安纳尔瓦伊尔”（Annalvayil）的泰米尔语形式。

岩石上凿出了什么

洞窟朝西。据苏布拉马尼安·斯瓦米纳坦教授2008年所写的一份遗产研究，它起初是一间圣殿（内殿）加一间前厅，都是在整块山岩上凿出来的。前面的柱廊是20世纪增建的，由一位名叫托特纳姆（Tottenham）的英国官员主持修建，柱子取自库杜米亚马莱（Kudumiyamalai）神庙的废墟。库杜米亚马莱同在该县，一份岩刻乐谱也刻在那里的一面墙上。

前厅两侧墙上的壁龛里各坐着一尊像。一尊是第二十三位祖师（Tirthankara，耆那教徒崇敬的得解脱的导师）帕湿伐那陀（Parshvanatha），头顶五头蛇冠。另一尊坐在单把伞盖下，旁边柱子上的题记写着Sri Tiruvasiriyam，意为“可敬的老师”。按斯瓦米纳坦的读法，这表明这尊像是一位老师，不是祖师。据遗产网站Puratattva上索拉布·萨克塞纳（Saurabh Saxena）的文章，内殿后墙上还刻有三尊坐像。

帕拉马西文1937年写道，壁画只留存在窟顶、柱头和横梁上。最大的一幅是前厅窟顶上的莲池，池里有鱼、鸟、水牛、大象和采花的人。T. N. 拉马钱德兰（T. N. Ramachandran）与艺术史家斯特拉·克拉姆里施（Stella Kramrisch）把它解读为“khatika bhumi”，即信徒前往samavasarana（祖师说法的大殿）途中经过的池塘地带。同样被Puratattva引用的I. 乔布·托马斯（I. Job Thomas）认为这一认定依据单薄，因为samavasarana通常是整幅画出的，他还指出泰米尔耆那文献把莲花供养与胜者（Jina，即征服者）联系在一起。柱子上画着两位起舞的天女，以及一对王室夫妇和一位僧人。

壁画如何进入学者的视野

最先发表的是一方铭文，不是壁画。萨克塞纳写道，那方铭文刊于1904年的《碑铭年度报告》后，壁画才引起学者注意。普杜科泰博物馆馆长文卡塔兰加·拉朱（Venkataranga Raju）1910年绘制了壁画的水彩摹本。本地历史学家S. 拉达克里希纳·艾耶（S. Radhakrishna Iyer）在1916年的《普杜科泰邦通史》中描述了这座洞窟，不过斯瓦米纳坦指出，那本书的读者主要限于本地区，所以没有引起更广泛的注意。

引起更广泛注意的是G. 儒沃-杜布勒伊（G. Jouveau-Dubreuil）。据Puratattva记载，造像学家T. A. 戈皮纳塔·拉奥（T. A. Gopinatha Rao）1919年告诉他，这些画与神殿同龄，保存得也足够完好，可以整幅临摹。斯瓦米纳坦说，两人1918年至1920年在锡塔纳瓦萨尔工作，把它呈现在考古界面前。Impart给出他们1920年专著的书名为《锡塔纳瓦萨尔的壁画》（Fresco Painting at Sittanavasal）。

斯瓦米纳坦写道，普杜科泰大君1937年至1939年让人清理了壁画，涂上一层保护膜，并加固松动的灰泥，没有补笔。1942年，正在清理壁画的帕拉马西文和K. R. 斯里尼瓦桑（K. R. Srinivasan）在后来的一层颜料下发现了一块更早的地毯纹样彩绘。

洞窟：帕拉瓦、潘迪亚，还是无法确定

斯瓦米纳坦说，洞窟上没有留下奠基铭文，所以它的年代只能靠风格来判断：一间内殿加一间前厅的朴素布局，以及柱子。好几位作者把这些读作帕拉瓦的作品。帕拉马西文1937年的论文把壁画定在帕拉瓦国王摩亨德拉跋摩一世（Mahendravarman I）时期，他把这位国王定在约600年至625年。萨克塞纳转述，儒沃-杜布勒伊把洞窟归于摩亨德拉跋摩一世（那里给出的年代是580年至630年），大概是依据柱子的风格，而K. R. 斯里尼瓦桑在帕拉瓦特征上表示同意。Impart补充说，这类方柱是早期帕拉瓦建筑的特点。《论坛报》2005年写道，据说这座石窟寺由摩亨德拉跋摩在7世纪建成，普杜科泰县政府的旅游页面也把壁画与同一位国王联系起来。传统认为，摩亨德拉跋摩原本是耆那教徒，后来在圣徒阿帕尔（Appar）影响下转信湿婆教，Puratattva和Impart都提到了这一点。

疑问从地理开始。斯瓦米纳坦写道，据说摩亨德拉跋摩的疆域没有越过蒂鲁奇拉帕利，而风格相近的洞窟也出现在帕拉瓦势力未曾到达的潘迪亚地区，例如蒂鲁内尔维利附近蒂鲁马莱普拉姆（Tirumalaipuram）的一座湿婆石窟，那里还有绘画残迹。萨克塞纳提出一个有条件的论证。曼达加帕图（Mandagappattu）的梵文诗句说摩亨德拉跋摩建了一座不用砖、木、金属或灰浆的神殿；如果按他所说K. R. 斯里尼瓦桑的读法，这首诗标志着国王的第一座石窟神殿，那么锡塔纳瓦萨尔这种类型的洞窟更可能是潘迪亚的作品，出自马兰·森丹（Maran Sendan，654年至670年）或阿里克萨里·马拉瓦尔曼（Arikesari Maravarman，670年至700年）之手。《南印度碑铭》对这首诗的概述没有用“第一座”一词。萨克塞纳自己对洞窟年代的估计是7世纪或8世纪，并说“大概”。

还有些年代排得更远。Impart给出公元500年至800年，并说没有证据能确切断定洞窟的年代或开凿者。普杜科泰县的一个页面称它是2世纪的耆那教神庙，没有给出依据，同一段里却又说壁画可以追溯到摩亨德拉跋摩。斯瓦米纳坦自己的总结是：没有奠基铭文，就无法确定开凿者；洞窟必定早于一方提到修缮的9世纪铭文。

记录潘迪亚修缮的泰米尔铭文

这份修缮记录是锡塔纳瓦萨尔最可靠的一个定点。《南印度碑铭》丛刊把它列为潘迪亚卷第45号，出自1904年《碑铭年度报告》（编号368）。它刻在洞窟南面的岩石上，是泰米尔诗体，字形早期，用一个点标示不带元音的辅音。铭文提到潘迪亚国王斯里瓦卢万（Srivalluvan，即Srivallabha，室利筏罗婆），称号为阿瓦尼帕谢卡兰（Avanipasekharan）。铭文说，伊兰·高塔曼（Ilan Gautaman）受他之托，这位被称作asiriyan（老师）的马杜赖人修缮了安纳尔瓦伊尔神庙的前厅，并在前面新建了一座柱厅。石头有损坏，但残存的几行显示，有土地被赠给神庙的祭司。斯瓦米纳坦把铭文里的神庙名读作Arivar Koil，即阿罗汉（Arhat）之庙，阿罗汉是耆那教对战胜了感官者的称呼。

碑铭总集的概述没有给出年份。斯瓦米纳坦和Puratattva都把这位国王定为室利摩罗·室利筏罗婆（Srimara Srivallabha），在位年代为815年至862年，这是K. A. 尼拉坎塔·沙斯特里（K. A. Nilakanta Sastri）在其1929年的潘迪亚史中给这位统治者定的区间，Puratattva说这份记录的在位年份不详。这个名字反复出现，所以存在出错的余地：尼拉坎塔·沙斯特里还写到后来一位贾塔跋摩·室利筏罗婆（Jatavarman Srivallabha），暂定与约1070年登基的朱罗国王库洛通加一世（Kulottunga I）同时代。碑铭总集称字形早期，Puratattva列出的洞窟铭文清单则把这一方定在约815年。

伊兰·高塔曼加建的那座厅没有保存下来。斯瓦米纳坦说它因无人看管而倒塌，Puratattva补充说，1942年开始整修时它已经不在了。这份17行的记录确定的是洞窟存在的最晚时间，因为洞窟必然早于这次修缮，但它没有给出最早的时间。

一层颜料还是两层

1942年的清理又引出第二个年代问题，因为这些画并不是一个时期画成的。按斯瓦米纳坦的叙述，后一层颜料很可能是伊兰·高塔曼时期的，延伸到内殿，并覆盖了前厅的窟顶、柱子、托架和横梁。Puratattva列出两种看法。克拉姆里施认为窟顶的两层是一起画成的。K. R. 斯里尼瓦桑认为第一层与洞窟同龄，第二层来自9世纪的扩建。斯瓦米纳坦的开篇段落把现存壁画定在9世纪，而帕拉马西文和《论坛报》给的是7世纪。Impart的500年至800年这一区间，把洞窟和壁画合在一起算。

关于技法的说法也不一致。斯瓦米纳坦称之为干壁画（fresco-secco），即在干燥的石灰抹面墙上作画，并列出帕拉马西文测得的颜料：白色用石灰，黑色用灯烟，黄色和红色用赭石，绿色用绿土（terre verte，一种绿色泥土）。他补充说，印度考古调查局的说明牌上写的是用了植物染料。Impart则说是在湿石灰抹面上作画，用的是植物和矿物颜料。

王室夫妇的身份同样有争议。据Puratattva，K. R. 斯里尼瓦桑认为这对人物是伊兰·高塔曼在觐见室利筏罗婆和他的王后。在Impart看来，男性人物通常被认为是摩亨德拉跋摩一世（与马哈巴利普拉姆的一幅类似浮雕作比较），或是潘迪亚国王室利摩罗·室利筏罗婆。

在风格上，斯瓦米纳坦把这些壁画排在阿旃陀的彩绘石窟（他把阿旃陀定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斯里兰卡锡吉里耶（Sigiriya）的5世纪壁画和中央邦巴格（Bagh）的6至7世纪壁画之后，11世纪坦贾武尔（Thanjavur）朱罗壁画之前。他称它们是已知唯一的早期耆那教壁画。《论坛报》则以“泰米尔纳德的阿旃陀”作为这处遗址的标题。

山上最古老的文字

这座山上最早的铭文不在洞窟里。据Puratattva，山上的天然洞穴埃拉迪帕塔姆（Eladipattam）里有17张打磨光滑、带凸起石枕的石床，是耆那苦行者修行的地方。K. R. 斯里尼瓦萨·艾扬格（K. R. Srinivasa Ayyar）翻译的普杜科泰碑铭卷中，第1号铭文就刻在其中一张石床上。该卷转载了H. 克里希纳·沙斯特里（H. Krishna Sastri）的说明，他依据字形把它大致定在公元前3世纪末到前2世纪初。Puratattva把它放在公元前3世纪初，Impart则把耆那教徒使用这处遗址的时间定在约公元前100年起。

就连语言也没有定论。该卷把这些文字描述为南方洞窟里常见的阿育王婆罗米文，但K. V. 苏布拉曼亚·艾耶（K. V. Subrahmanya Iyer）1924年提出，这方铭文是泰米尔语，并认为其中的Citupocil一名是锡塔纳瓦萨尔的古名。同一条脚注引用苏布拉曼亚·艾耶的话说，除锡塔纳瓦萨尔这一方铭刻外，潘迪亚地区的婆罗米洞窟铭文都指向公元前3世纪。该卷引用的1906至1907年碑铭报告，把这一说法表述为有条件的：如果铭文和石床是同一时期的，它们就是泰米尔地区最早的石刻记录。

后来刻在石床上的题记留下了名字，大概是耆那苦行者的，字形据该卷定在约9世纪，Puratattva定在8世纪或9世纪。斯瓦米纳坦把耆那教徒使用这座山的时间跨度定为1,200年，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0世纪，Impart则给出约公元前100年至约公元900年。

今天的保护

Puratattva说，锡塔纳瓦萨尔有两处收票的古迹由印度考古调查局管理，即洞窟和耆那石床，普杜科泰县的页面也把这些石窟寺归在调查局名下。开放时间和票价这里没有写，因为没有找到调查局关于这些事项的官方通告。《印度教徒报》在娜赫拉·奈纳尔（Nahla Nainar）的一篇文章中报道，这处遗址吸引了年轻游客和学生团体，需要更好的维护。2008年2月，斯瓦米纳坦写道，壁画几乎看不清，主要原因是此前50年到60年间的人为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