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县巴格的九座佛教石窟留有绘着庭院、舞者和王家骑队的壁画，约翰·马歇尔爵士认为其画艺与阿旃陀相近，石窟于2026年9月29日列入印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备名录

中央邦达尔县的巴格，有九座石窟开凿在巴格尼河上方的砂岩崖壁里，窟中的壁画在印度只有极少数地方还能见到。2026年9月29日，印度国家广播电台新闻（Akashvani News）报道，这些石窟已列入印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备名录，这一轮增补之后，名录共有78处遗产。印度2026年7月8日提交的申报材料特别提到第4窟，也就是被称作朗玛哈尔（Rang Mahal）的那座，一间由38根柱子支撑的大厅，四周有28间僧房，并称其壁画延续了阿旃陀的传统。列入预备名录只是申报的第一步，并不等于获得世界遗产的身份。

约翰·马歇尔爵士（Sir John Marshall）撰写了1927年那部石窟专著的主体章节。他数出的石窟壁画只有三处：阿旃陀、巴格，以及锡兰的锡吉里耶。就艺术水准而言，他写道：“巴格与阿旃陀的画，几乎分不出高下。”

崖壁里开凿了什么

马歇尔的描述至今仍是标准说法。崖壁高出河面约150英尺，是这一带以玄武岩为主的地区里唯一的一处砂岩露头，印度的申报材料也重复了这一点。九座石窟分布在约750码长的崖面上，并不是并排相连。砂岩之上压着一层厚厚的黏土岩，马歇尔认为，这层岩石的重量以及从中渗出的水分，造成了大部分损坏。

第2窟俗称潘达瓦窟，保存得最好。窟内是一间方形大厅，三面有僧房，前有柱廊，后部是一间窣堵坡殿（围绕一座穹顶形佛教纪念建筑建成的圣殿），其前庭墙壁上雕着佛陀及侍从的形象。第4窟更大。据马歇尔所述，它的中央大厅宽94英尺，有38根柱子和28间僧房，申报材料沿用了这些数字。易碎的砂岩决定了窟的布局。第2窟和第4窟的大厅中央各立着另外四根柱子，在第4窟，这些柱身是用小块切石砌成的，马歇尔写道，大概是因为岩层有断裂。到1927年，第7、8、9窟已经坍塌。瓜廖尔邦考古督察M. B. 加尔德（M. B. Garde）判断这组石窟出自大乘佛教徒之手。

潘达瓦这个名字至少可追溯到1818年，据加尔德的叙述，那年孟买军队的丹杰菲尔德（Dangerfield）来访，成为第一个向古物学者描述这些石窟的人。据索拉布·萨克塞纳（Saurabh Saxena）在遗产杂志《Puratattva》上所写，丹杰菲尔德数出四座石窟，报告说当地人把开凿之功归于潘达瓦五兄弟，并于1820年发表了文章。E. 因佩博士（Dr E. Impey）1857年数出九座，C. E. 卢阿尔上校（Colonel C. E. Luard）1910年发表了照片和平面图。

第4窟和第5窟的壁画墙

保存最好的壁画并不在窟内。它们画在一条廊道的后墙上，那条廊道长逾220英尺，原先排在第4窟和第5窟前面。廊顶已经塌落，所以墙的上半部暴露在风雨之中。

J. Ph. 福格尔（J. Ph. Vogel）撰写了1927年那一卷的图像学章节，他逐幅描述了尚存的场景。两个女子坐在亭中，一人掩面悲泣。四个男子坐在花园里认真交谈，其中年长者戴着镶宝石的头饰。人物从云中飞出，下方是一组女乐师。两组女子围着一名舞者，击鼓、敲棒、打钹。至少十七名骑手组成的队伍在一把华盖下行进，居中的骑手所骑之马挂着牦牛尾缨饰。后面跟着一列象队，领头的骑象者手持一朵蓝花。

马歇尔写道，这些壁画是蛋彩画，并非通常所说的湿壁画。据萨克塞纳转述，S. 帕拉马西文（S. Paramasivan）1939年的研究发现，颜料用胶调和，涂在干燥的预制墙面上。据马歇尔所述，最初的粗底层是当地富含铁质的泥土，掺入碎石、石灰以及黄麻或大麻纤维。印度的申报材料列出的颜料有黄赭石、红赭石、绿土（一种绿色泥土）、青金石、炭黑和石灰。马歇尔认为，这层底子做得不如阿旃陀精细，这个缺陷解释了一部分剥蚀。他还补充说，巴格留存的画中，没有一幅能比得上阿旃陀那幅著名的菩萨像。他写道，巴格的这面墙给人的印象是一套统一规划的方案，而阿旃陀的大部分在他看来是历代施主陆续添加的。

申报材料按自己的思路阐述了巴格的价值。它说，这里的壁画尺幅比阿旃陀的更亲切，给宫廷和社会场景留出了更多位置，并拿它们与锡吉里耶、莫高窟和丹布勒作比较。它还把巴格与2003年列入名录的比莫贝特卡史前岩画区分开来，称巴格是一处寺院建筑群，壁画置于特定的宗教和历史背景之中。

这面墙讲的是什么故事，至今没有定论。福格尔1927年写道，壁画过于残缺，无法辨认，大概出自某个本生故事或譬喻故事（讲述佛陀前世或某件虔诚善行的故事）。萨克塞纳的梳理列出了后来的几种解读。莫妮卡·津（Monika Zin）2001年提出这是曼达塔王的故事，阿努帕·潘德（Anupa Pande）2002年借马鸣所作关于难陀与其妻孙陀利的诗来解读这些场景，米娜·塔利姆（Meena Talim）则在2002年和2014年作出了不同的解读。

一块铜板记下了寺院的名字

唯一记有这座寺院之名的文件是一块铜板。萨克塞纳说，它1929年出土于第2窟的碎砾中。V. V. 米拉希（V. V. Mirashi）1955年把它作为大王苏班杜（Subandhu）的巴格石窟铜板，刊印在《印度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中。铜板记录的是赠予一座村庄，文书发自摩醯斯末底（Mahishmati），用途包括供奉佛陀、设施食处、修缮精舍的破损部分，以及供应四面八方前来的僧人衣物、饮食、药品、床和座具。据沃尔特·斯平克（Walter Spink）引用的米拉希译文，这笔赠予是给一座名为卡拉亚纳（Kalayana）的寺院，米拉希把它注释为“艺术之居”，文中还点出达塔塔卡（Dattataka）是促成其建造的人。

印度的申报材料把石窟与一位名叫达塔卡（Dataka）的佛教僧人联系起来。米拉希的导言则把达塔塔卡描述为一个私人，他出资开凿了一座石窟并饰以壁画。铜板有一块已经断裂，日期里只留下了月份的名字，室罗伐拏月（Shravana）。

石窟有多古老

加尔德1927年写道，石窟本身没有一条铭文。他根据字形，把骑手下方一个彩绘字母读作6世纪或7世纪，并把这些石窟归入阿旃陀晚期但并非最晚的一批僧院。马歇尔认为，第4窟和第6窟的壁柱样式是7世纪和8世纪流行的式样，并认为这印证了他从其他依据得出的年代。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在目录中描述一幅巴格人物的摹绘时，也给出6世纪和7世纪。据萨克塞纳所述，詹姆斯·伯吉斯（James Burgess）把石窟定在公元450至500年，把壁画定在6世纪。

苏班杜铜板引出了后来的争论。同一位国王的另一份赠地文书，巴尔瓦尼铜板，纪年为某个未写明的纪元的第167年。R. R. 哈尔达尔（R. R. Haldar）把这个纪元读作笈多纪元，得出公元486年。米拉希主张是迦拉丘里纪元，那样这些赠地就落在5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斯平克采用486年，并认为一块资助修缮的铜板说明石窟在那之前早已完工。在他的叙述中，工程约在462年开始，约在478年前结束，巴格和阿旃陀的开工只相差几年。布里尔出版社对他2017年那部书的介绍，把这称为“短年表”。相比之下，申报材料把壁画称为“后阿旃陀”时期，并把石窟定在大约4至6世纪。

申报材料还说，约有36条铭文，年代从公元358年到487年，其中大多以“瓦尔卡”（Valkha）一词开头，那是一个王国的名字。它没有说明所算的是哪些文献。学者已发表的瓦尔卡诸王有年代的文献，都是铜板敕书。丹尼尔·巴洛格（Daniel Balogh）在2026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Bulletin of SOAS）的一篇论文中，数出37份已知敕书，纪年从47年到134年，铜板上没有写明纪元。他遵从拉梅什和特瓦里（Ramesh and Tewari）的做法，他们发表了1982年在巴格附近发现的27块铜板，把这些年份读作笈多纪元（约从公元319年起，即笈多王朝的纪元），并把瓦尔卡诸王定在4世纪晚期和5世纪初。他指出，米拉希更倾向于迦拉丘里纪元，约从公元249年起。瓦尔卡是不是巴格本身，同样没有定论。巴洛格认为巴格是很有可能的地点，而拉梅什和特瓦里提出的是巴尔卡尔（Balkhar），位于东南偏东约75公里处。

1920年代，印度艺术家临摹了这面墙

到1920年代，壁画正在褪色，瓜廖尔邦考古部门雇了一批临摹者。马歇尔的专著列出七人：加尔各答的南达拉尔·博斯（Nandalal Bose）、阿西特·库马尔·哈尔达尔（Asit Kumar Haldar）和苏伦德拉·纳特·卡尔（Surendra Nath Kar），孟买的A. B. 邦斯勒（A. B. Bhonsle）和B. A. 阿普特（B. A. Apte），以及瓜廖尔的M. S. 班德（M. S. Bhand）和V. B. 贾格塔普（V. B. Jagtap）。书中一张表格把各幅图版分别记在各位艺术家名下。萨克塞纳把加尔各答小组的工作定在1920年和1921年，孟买小组的定在1923年和1924年。这些摹本在瓜廖尔的博物馆展出，复制品存于大英博物馆。序言说，已故的瓜廖尔大君和卢阿尔上校共同筹划了这次临摹，摹本在印度协会出版此书之前，于1925年秋天在大英博物馆展出。

博斯此前去过巴格。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目录里有一幅依巴格壁画临摹的少女头像描摹稿，条目写明他1910年曾与赫林厄姆夫人（Lady Herringham）及另外两名学生一同到访。博斯也是那位带领桑蒂尼盖登团队装饰手写版印度宪法页面的艺术家。

为保住原作做了什么

萨克塞纳写道，印度考古调查局1954年开始清理壁画，他引用的是该局历年的《印度考古》回顾。烟、焦油和油脂已经烤结在画面上。后来的报告描述了多年的化学处理，以及对渗水沉积在墙上的盐分的研究。壁画的揭取始于1979年至1980年。第4窟东墙上有三块各约一平方米的壁画，用意大利的剥离法（strappo）揭下，这种方法只剥下颜料层，该面墙的工作在1981年至1982年前完成。《Outlook Traveller》补充说，还用了第二种连同一层灰泥一起取下的方法。揭下的画板现存于瓜廖尔的考古博物馆和巴格的小型博物馆。

里图·米什拉和法尼坎特·米什拉（Ritu and Phanikant Mishra）2002年在《Marg》上写道，三十年的修复相对于持续的渗水几乎没有带来改善，萨克塞纳引用了这一说法。印度自己的申报材料说，该遗址的完整性因地质不稳定、渗水穿过黏土岩层和风化而部分受损，且有数座石窟已经坍塌。达尔县政府的页面称第4窟是现存石窟中最重要的一座。另一座属于阿旃陀传统的早期彩绘石窟，远在南方，是锡塔纳瓦萨尔的耆那教圣殿。

截至2026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页面把巴格石窟壁画列为参考编号7043，由印度常驻代表团提交，依据标准（i）、（ii）和（iii）。印度新闻信托社（Press Trust of India）9月30日指出，一处遗产必须先列入预备名录，才能被考虑授予世界遗产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