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委员会有七名英国成员，没有一个印度人；它从孟买到拉合尔一路遭遇黑旗，并在1930年报告说，中央实行责任政府为时过早

印度法定委员会以其主席约翰·西蒙爵士的名字而闻名，共有七名成员，其中没有一个是印度人。印度事务大臣伯肯黑德勋爵于1927年11月8日在上议院宣读了这些名字。几周之内，国大党和全国自由联合会就决议抵制它，到1928年2月，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已在各党领导人的声明上签名，表达了同样的态度。1928年2月3日委员会在孟买登陆时，《印度年鉴》的编年记录写到一座空荡荡的城市、黑旗，以及“西蒙，滚回去”的呼喊。

委员会的报告于1930年5月27日签署。它建议结束双头政治（dyarchy），这是1919年的一种安排，由选举产生的印度大臣掌管一部分省级部门，其余由总督掌管，同时它没有提议在中央实行责任政府。下文讲的是抵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谁没有加入，以及委员会和它的批评者各自白纸黑字写下了什么。

为什么委员会里没有印度人

1919年《印度政府法》要求在十年后设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新的宪制。1927年的一部修正法把措辞从“十年期满时”改成了“十年之内”，据委员会自己报告里的一条脚注说，这使政府得以提前任命。伯肯黑德1927年11月8日对上议院说，该法设想的时间是1929年12月，而他提前行事的理由，只说是“种种原因，也许我无须在此场合讨论”。

他为全由英国人组成的机构所作的辩护出现在11月24日，依据的是人数。他说，混合委员会一开始就需要一名印度教徒、一名非婆罗门印度教徒、一名穆斯林和一名锡克教徒，然后是基督徒，然后是受压迫阶级（他估计为6000万人），而且不能把印度文官系统排除在外。他估计结果会是“十八或二十个人”，并怀疑这样的机构能否就一份报告达成一致。他称这七人是“一个格外聪明的陪审团，前往印度时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并说印度各立法机关的委员会“被怀着极大诚意邀请，作为同事与委员会合作”。

七人中有一人在第一次会议之前换了。斯蒂芬·沃尔什因病辞职，1927年12月7日的一份御准令任命弗农·哈茨霍恩接替他。这样，委员会成员就是西蒙、伯纳姆子爵、斯特拉斯科纳勋爵、爱德华·卡多根、哈茨霍恩、G. R. 莱恩-福克斯和少校C. R. 艾德礼。

排除印度人是否构成侮辱，是双方的分歧所在。奥利维尔勋爵在《年鉴》收于1928年5月条目下的一份声明中认为，一个不是混合组成的委员会，“本身并无侮辱印度之处”。《年鉴》对议会辩论的叙述中，真纳主张任命的依据预设了印度无法在宪制上前进，而S. 斯里尼瓦萨·艾扬格则警告穆斯林、帕西人和基督徒，政府对少数群体的关切，意在保护英国人在商业和官方中的少数。

抵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党的马德拉斯年会之前发出了号召，《年鉴》登出了它：委员会呼吁所有政党“不要与委员会合作”，不作证，不投票选举也不加入任何特别委员会。在1927年12月的马德拉斯年会上，一位接待委员会的发言人在闭幕时把抵制列为通过的三项主要决议之一，另两项是独立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温和派组织全国自由联合会于1927年12月27日在孟买开会，通过了由西瓦斯瓦米·艾耶爵士提出的抵制决议。

随后，M. A. 安萨里博士主持下的贝拿勒斯全党会议，把哈塔尔（hartal，即全面罢市）定在委员会登陆的1928年2月3日。《年鉴》那一天的编年记录写到孟买空无一人，一场5万人的集会决议在每一个阶段抵制委员会，警察在马德拉斯开了枪。

西蒙试图化解这一异议。他在1928年2月6日致总督的信中，提议召开一个“联合自由会议”：七名英国委员，与印度各立法机关选出的同等人数的机构坐在一起，就像英国议会选出了这些委员一样。各党领导人次日在新德里开会，拒绝了这一提议，说他们“在任何阶段、以任何形式”都不会与委员会有任何关系。2月20日的声明由莫蒂拉尔·尼赫鲁、S. 斯里尼瓦萨·艾扬格、马丹·莫汉·马拉维亚、真纳、拉杰帕特·拉伊和普鲁肖塔姆达斯·塔库尔达斯爵士签署，列出了他们所见的差距：有些证据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听取的，印度成员在委员会的议事中没有投票权，印度委员会的报告处于次要地位。

2月16日，议会审议了拉拉·拉杰帕特·拉伊提出的一项动议，表达对委员会“完全不信任”。动议以68票对62票通过。3月，议会又以66票对59票表决，从印度事务部的拨款中删去委员会的经费。

谁没有抵制

抵制并不彻底，委员会的报告自己就这样说。国务委员会选出三名成员与委员会合作。立法议会，用报告的话说，“以微弱多数决定不合作”，于是总督任命了一个九人的印度中央委员会，其中四名来自国务委员会，五名来自议会。除中央省外，每个省的立法机关都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缅甸在1928年12月也这样做了。

《年鉴》的编年记录还写到另外两处裂口。全印受压迫阶级大会在M. C. 拉贾（Rao Bahadur）主持下召开特别会议，于1928年2月25日主张合作，3月14日，旁遮普议会投票选出一个委员会。

据《年鉴》，B. R. 安贝德卡尔在孟买的委员会任职，并于1928年10月23日在联合自由会议上作证。他要求把受压迫阶级作为一个独特的少数群体对待，并在孟买议会的140个席位中至少为他们保留22个。他后来的工作，见tuput关于安贝德卡尔与宪法起草的叙述。

拉合尔与勒克瑙，1928年秋

委员会的第二次访问从1928年10月11日持续到1929年4月13日。10月30日在拉合尔，一支抵制游行队伍在离车站正门约200码的铁丝网路障前停住，当晚拉拉·拉杰帕特·拉伊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说，一名警官打了他，这名警官的名字后来被说成是斯科特。《年鉴》的编年记录写他于11月17日去世。温特顿伯爵11月26日对下议院说，“没有证据表明拉拉·拉杰帕特·拉伊之死是由那次所受的殴打造成的”，也“没有警察蓄意的、无端的袭击”。加尔各答的国大党于12月26日决议，认为这次袭击是“蓄意的、无端的”。证据和调查，载于tuput关于拉合尔的警棍冲击的文章。

在勒克瑙，委员会11月下旬到达的前夜，《年鉴》的编年记录写到，警察冲击抵制游行者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戈温德·巴拉布·潘特挨了警棍。联合省的首席秘书对立法会议说，勒克瑙的游行需要警察许可，抵制委员会在11月29日没有申请，示威者在11月30日也不肯待在指定的地方。12月13日，议会通过了钦塔马尼提出的谴责警察的动议。

尼赫鲁报告：印度人的回答

国大党在马德拉斯授权其工作委员会与其他政党一起起草一部斯瓦拉吉宪法。全党会议于1928年2月12日在德里首次召开，5月19日在孟买的会议任命了一个由莫蒂拉尔·尼赫鲁领导的委员会，来“考虑并确定印度宪法的原则”。它的十名点名成员包括泰杰·巴哈杜尔·萨普鲁爵士、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代表穆斯林意见的阿里·伊马姆爵士和舒艾卜·库雷希，以及代表锡克人的萨尔达尔·芒加尔·辛格。八人在报告上签了名，报告日期为1928年8月10日。

委员会选择自治领地位作为模式，报告说这是所能取得的最大共识，因为国大党在马德拉斯已宣布独立为其目标。它提议建立一个“印度联邦”（Commonwealth of India），行政机关对议会负责，并列出十九项基本权利，其中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国教，以及男女公民权利平等。它建议实行成人普选权，经调查后把信德从孟买分出，并设立一个卡纳塔克省。

有争议的是各社群的条款。报告要求各地实行混合的联合选举。只在旁遮普和孟加拉以外的省份为穆斯林少数保留席位，在西北边境省为非穆斯林保留席位，严格按人口比例，为期十年，并保留争取更多席位的权利。在旁遮普和孟加拉，不为任何社群保留席位。委员会还拒绝了一些穆斯林领导人想要的、中央立法机关中穆斯林占三分之一的份额，库雷希在报告中的附注恰恰在这一点上表示异议。它把自己所寻求的描述为“一个公正而公平的妥协”。

国大党于1928年12月在加尔各答讨论了这份报告。甘地提出的决议欢迎这部宪法，为英国议会接受它定下了期限，并承诺如果不接受就实行非暴力不合作，包括拒绝纳税。通过之前，期限从1930年12月31日改成了1929年12月31日。

真纳的修正案与十四点

在加尔各答的全党大会上，真纳提出了列明穆斯林要求的修正案。一位名叫萨迪克的联盟成员在1928年12月29日的加尔各答年会上对穆斯林联盟说，那些“提出穆斯林最低要求”的修正案被“草草否决”，只有四五个印度教徒投了赞成票。同一次会议讨论了是否派代表出席在德里召开的全印穆斯林大会，《年鉴》的编年记录说联盟决定不去。tuput关于真纳的经历的文章，详细讲述了大会上的交锋和联盟1929年的会议。

在tuput查阅的两份汇编里，十四点的日期都是1929年3月28日。它们要求建立一部联邦宪法，剩余权力归于各省；中央立法机关中穆斯林至少占三分之一；继续实行单独选举，任何社群都可以放弃；信德分出；以及任何内阁中穆斯林大臣至少占三分之一。

委员会在1930年写作时，对这场争论作了自己的解读。它说，穆斯林社群的反对意见“比任何别的因素都更加剧了围绕尼赫鲁报告的分裂”，并指出该社群整体上“不准备放弃社群代表制”。尼赫鲁委员会曾写道，取得一致宪法的唯一希望在于“一个公正而公平的妥协”，而国大党在1928年12月通过了它的报告。

1930年5月的报告建议了什么

报告分为两卷，Cmd. 3568和Cmd. 3569，1930年5月27日由西蒙、伯纳姆、斯特拉斯科纳、卡多根、哈茨霍恩、莱恩-福克斯和艾德礼签署。它自称“在一切根本事项上意见一致”。

在各省，它提议结束双头政治，由总督选定的一个大臣内阁掌管所有部门，总督认为必要时设官方成分。总督将保留保护少数群体和文官系统的特别权力。立法机关将扩大，选举权将放宽，使选民增至三倍。缅甸将“立即”分出，西北边境省将设立地方立法机关，信德和讲奥里亚语的地区将是最先考虑重划边界的对象。

关于各社群的席位，报告保留了重要少数群体的单独选举，“除非并直到就更好的办法达成一致”，并为受压迫阶级保留席位。对于一项将使穆斯林按人口比例在旁遮普和孟加拉占有普通席位多数的主张，它拒绝了，说“我们不能走得这么远”。

在中央，它建议把立法议会改名为联邦议会，议员由各省议会通过比例代表制选出。行政机关仍是总督会议，总督从中挑选其成员。报告称中央的双头政治“完全不可能”，并说“过早地尝试在中央引入责任政府的形式”将以“倒退”告终。它补充说“联邦制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并提议设立一个大印度委员会，让土邦与英属印度更接近。

后来

总督欧文勋爵在报告问世之前，已于1929年10月31日发表了他的声明：“1917年的宣言中隐含着，印度宪制进步的自然结果”是“实现自治领地位”。国大党于1929年12月在拉合尔开会，12月19日通过了完全独立（Purna Swaraj）的决议，宣言于1930年1月26日发表。甘地于1930年3月12日从萨巴尔马蒂道场出发，4月5日抵达丹迪，tuput关于食盐税的叙述有所描述。

1935年8月2日的《印度政府法》废弃了省一级的双头政治，于1937年生效。第46条说“缅甸将不再是印度的一部分”，第289条规定将信德从孟买管辖区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