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孟买总督写道，‘分而治之’应当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格言。到1909年，人口普查数出了2,378个种姓和部落，立法会席位则按宗教划出专席

1858年5月14日，孟买总督埃尔芬斯通勋爵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谈的是在前一年的起义之后，军队该怎样重建。它后来印在皮尔委员会所取证据的附录里，这个皇家委员会是当年夏天任命的，任务是决定印度军队的未来。“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是古罗马人的老格言，”埃尔芬斯通写道，“它也应当成为我们的格言。”

“大型铁甲轮船……把船体造成分隔舱，安全性就大为提高，”他写道，他提议用同样的办法来建设本地军队，利用“我们手边现成的这些种族和语言的差异”。

委员会建议的恰恰相反，而在此后的七十年里，把印度人分拣进各个团、各个种姓和各个选区的官员，大多给出了别的理由。1918年宪政报告的作者在一段里谴责单独选区，在下一段里又把它保留了下来。我们那篇较短的文章，殖民统治如何设计了印度的分裂，给出了大致轮廓，而谈英国政策与真纳的那一篇讲了1906年的西姆拉代表团。本文则逐一过目三套制度的文件，也就是征兵名册、人口普查表格和选举条例，并列出历史学家们在谁想要什么这个问题上有哪些分歧。

建议混编的委员会

皮尔委员会在伦敦开会，由陆军大臣乔纳森·皮尔将军主持。它在1858年8月至12月间听取了47名证人的证词，历史学家大卫·奥米西指出，没有邀请任何印度人参加。证人一个接一个被问到，孟加拉本地军队是否应当由不同的民族和种姓组成，比例又该如何。贝彻上校回答说：“我认为它应当是一个混合体，丝毫不必考虑种姓。”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则希望把本地部队保持为欧洲部队的“轻装辅助兵”，并让他们穿自己那一套服装，这样可以“在大得多的程度上保持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区别，而这一点对我们的安全非常有必要予以注意”。

约翰·劳伦斯爵士领导下的旁遮普一个军官委员会，则持相反的看法。它的答复由亨利·迪朗中校做了摘要，收入附录，迪朗当时在总督坎宁勋爵身边执行特殊任务。该委员会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使那支军队安全；而继足够的欧洲部队这一巨大的平衡力量之后，就是本地人制衡本地人的平衡力量。”它曾考虑过让每个种族混入每个团，并否决了这一做法，因为不同种族混在一起“不会长久保持各自的特性”。

坎宁本人的备忘录给出了数字。孟加拉军队，把军事化组织的警察也算在内，约有13万人，其中“约有7.5万人是旁遮普人”，他认为其中大概有2.3万是锡克人。“因此，1858年的处境与1857年的处境之间的区别，”他写道，“在于如今有了一支更庞大的本地部队，而且这支部队的大部分不再征自奥德，而是征自旁遮普。”奥德即阿瓦德，是旧孟加拉军队的主要征兵地。奥米西从委员会1859年3月的报告中引用了其用语，委员会本身只是说，本地军队“应当由不同的民族和种姓组成，在每个团里不加区分地混编”。

一支以旁遮普为基础重建的孟加拉军队

奥米西认为，1856年孟加拉军队约有12万人，其本地步兵，即西帕依士兵，约四分之三是来自阿瓦德的高种姓者。起义之后，英国人保留了没有哗变的团，把1857年和1858年组建的旁遮普人及低种姓的部队补充进来凑足人数，其余的则予以遣散。总督里彭勋爵1881年说，其结果“纯属偶然”，是“一堆纯粹出于偶然的团，仓促组建，仓促拼凑，又仓促裁减”。

对1860年代，奥米西表示同意。他写道，决定是在紧急状态下临时作出的，分而治之是事后才被搬出来，用来解释军队已经形成的样子。旧日的敌意也是真实存在的。一位英国少将记道：“锡克人纷纷投到我们的旗下，不是因为他们爱我们，而是因为他们恨印度斯坦。”

罗伯茨与他遣散的那些团

这一政策在1880年代发生了变化。1885年至1893年任驻印度总司令的罗伯茨勋爵，在1897年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步是“用更好战、更坚韧的种族的人，取代孟加拉的印度斯坦西帕依士兵、马德拉斯的泰米尔人和泰卢固人，以及孟买所谓的马拉塔人”。他说，障碍在于一种旧理论，即三个管辖区的军队之间必须保持均衡，这三个管辖区就是英国的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各省。他认为，“尼泊尔的廓尔喀人或北印度的尚武民族所征募的团，与南方女人气的民族所征募的团，在尚武价值上是不能比较的”。他遣散了“由可疑材料组成”的连和团，吸收了“有名的作战种姓”的人，并组建了按阶层编成的团，他认为这种团“更合士兵的心意，也更有利于团队精神”。

奥米西的解读是，直接原因是俄国。它在中亚的推进，使得西北边境上的战争看起来很有可能，罗伯茨判断这一危险比一场哗变更大。在奥米西按征兵地区列出的步兵营表中，1862年的131个营里，有28个来自旁遮普和西北边境，40个来自马德拉斯。到1914年，121个营里有57个来自旁遮普和边境，11个来自马德拉斯，他称这些数字是大致的。

他还把证据和偏见区分开来。马德拉斯的一些团在第三次缅甸战争中表现不佳，但马德拉斯部队自1857年以来几乎没有打过仗，奥米西的结论是，“历史学家必须寻求社会的而不是生物学的解释”。他写道，这套理论本身“并非纯粹出于殖民者的想象”，因为锡克人、拉杰普特人和廓尔喀人确有自己的尚武传统，而且对需要信任自己手下士兵的军官来说，它是“一个有用的动员神话”。

里斯利的2,378个种姓

人口普查是第二套制度，而1901年的人口普查专员赫伯特·里斯利写下了它的方案。他在报告自己负责的那一章里，称1891年的方案是“一种以职业为主的拼凑式分类”，并提出“按照本地公众舆论所承认的社会优先次序来分类”。测试标准是具体的。婆罗门会不会接受某个种姓递来的水，地位高的婆罗门会不会为它服务，它的成员能不能使用村里的井，高种姓的人走近时他们是不是必须让到路边？里斯利写道，第十三表，也就是对所有登记的群体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清单，“包括2,378个主要种姓和部落，以及43个种族或民族”。

他还想为等级找一个身体上的基础。他在The People of India（1908年）中写道，在印度的一些地方，“凡是存在明显达罗毗荼血统成分之处，把下面这一点定为种姓组织的规律，几乎不算悖论：某一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与其鼻子的平均相对宽度成反比”。他举的例子是比哈尔和联合省，他在那里排出了一把尺子，从没有种姓的部落，经过穆萨哈尔人和查马尔人，一路排到卡特里人和巴布汉人。

同僚们不接受这一点。1911年人口普查的报告里，E·A·盖特指出，里斯利的结论“已被联合省的克鲁克、孟买的恩索文和马德拉斯的瑟斯顿提出质疑”。盖特还补充说，那些提高了自己社会等级的整个社群，正在“扰乱里斯利所声称存在的种姓与地位之间的关联”。

巴雷利的卡特里人回信

里斯利把请愿书当作他的方法行之有效的证据。“这次试验总体上取得成功的最好证据，”他写道，“是它所引发的大量请愿书和陈情书。”其中最详尽的一份来自旁遮普和联合省的卡特里人，那是一个经商的种姓。一名省级监督官曾暂时把他们归入吠舍，即商人等级，尽管里斯利分发的示范表把他们和拉杰普特人放在一起。在巴雷利召开了一次抗议集会，并搜罗了一大批权威来证明卡特里人是刹帝利，即武士等级的后裔。里斯利把这比作现代希腊人自称是阿喀琉斯的后代，然后下令把卡特里人归为刹帝利。“这一决定令各方普遍满意，”他写道。

十年后，盖特发现了同样的压力。“每一次人口普查，”他写道，“都有众多种姓出来要求被列入四大主要等级中的某一个”，意思是要提高自己在种姓等级中的地位。人类学家伯纳德·科恩把这看作一个因果上的谜。他写道，人口普查报告里印出的等级，“成了传统铜板授地文书的等价物，宣告着”一个种姓的地位、等级和特权，但同一些年里，种姓协会、新的婚姻网络和大学里的种姓宿舍也在起作用，答案“并不简单”。苏珊·拜利则更坚决地反对那种强加发明的看法。她写道，这“绝不是伪造的民族志发现被强加给印度人的情形”。她补充说，官员们用这些名册来决定哪些社群够得上“有男子气概”、能提供兵员的时候，印度人确实有理由认真对待它们。

这些东西有多少进入了政策，同样有争议。C·J·富勒认为，里斯利和丹齐尔·伊贝森所形成的关于种姓的人类学知识，对孟加拉分割和莫利-明托改革的影响有限。到1931年，人口普查专员J·H·赫顿记录道，印度教大斋会曾发动运动，要求尽可能多的人登记为印度教徒，有人试图压低受压迫阶级的人数，而受压迫阶级的组织则声称了一些“几乎肯定不属于那一类”的种姓。

1909年的五个席位

第三套制度是写在条例里的。印度政府1909年11月15日根据《印度参事会法》发布的通告，把帝国立法会议的增补议员定为约60名，其中至少25名由选举产生。这25名中有5名由穆斯林选区选出，马德拉斯、孟买、孟加拉、联合省以及东孟加拉和阿萨姆各一名。另有6名由地主选出，2名由商会选出。

资格门槛很高。在联合省，穆斯林要投帝国参事会席位的票，必须拥有每年缴纳1万卢比田赋的土地，或为1万卢比的收入缴纳所得税，或是省参事会成员，或符合其他几项测试之一，其中包括成为安拉阿巴德大学的研究员，或阿利加尔学院的董事。1906年的西姆拉代表团，以及真纳在1916年勒克瑙协定中的作用（该协定接受了为穆斯林设立单独选区），我们在本站别处另有讲述。

第229段与第231段

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和总督切姆斯福德勋爵签署了1918年的宪政报告，并用了好几段来反对教派选区。第229段说：“按信仰和阶层划分，意味着造出彼此对立组织起来的政治阵营，教人以党派而不是以公民的方式去思考。”接着它说：“人们常指责英国政府为了统治而分化人民。但是，如果它在宣称要让他们走上自治之路的时刻，却不必要地分化他们，那它将很难应对虚伪或短视的指责。”

第231段随后保留了1909年的穆斯林选区，理由是印度教徒的默许“体现在目前两个社群政治领袖之间的协议中”，而穆斯林认为这一安排已成定局。作者们写道：“尽管我们对这种必要性深感遗憾”，这一制度“必须维持到条件改变之时，哪怕要付出在实现共同公民身份的道路上进展较慢的代价”。在第232段里，他们拒绝把这一制度扩大到其他提出要求的社群，只有一个例外。“旁遮普的锡克人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民族：他们为印度军队提供了英勇而宝贵的一部分兵员；但他们在各地都是少数，而经验表明，他们实际上没有得到代表。因此，对锡克人，而且只对他们，我们建议把已经在穆罕默德教徒身上采用的制度扩大适用。”

西蒙委员会1930年描述了结果。普通选区的选民被分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两份名册，而在穆斯林为少数的各省，他们的代表权“大大超出其人口比例”，因为选举权委员会以勒克瑙协定为准绳。锡克人占旁遮普人口的11.1%，占其选民的24.1%，并占有教派席位的17.9%。委员会解释说，富裕的锡克农民人数众多，而作为退伍军人获得投票权的人当中，锡克人所占的比例大概更高。

受压迫阶级的两张选票，1932年

1932年3月11日，当时身陷囹圄的甘地写信给印度事务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说，如果政府给受压迫阶级（即当时对表列种姓的称呼）设立单独选区，“我必须绝食至死”。他说，单独选区“既不是一种赎罪，也不是对他们所呻吟于其下的那种沉重屈辱的任何补救”。首相关于教派代表权的裁决于8月下达。裁决的第九段，给了受压迫阶级在普通选区的一票，以及在他们自己的特别选区的第二票，特别选区将选出固定数量的议员，并打算让这些特别选区在20年后终止。

8月18日，甘地在叶尔瓦达监狱写信给拉姆齐·麦克唐纳，说他不得不“以我的生命来抵制你的决定”，绝食将于9月20日中午开始。曾在圆桌会议上代表受压迫阶级的B·R·安贝德卡尔，与印度教领袖们商定了浦那协定，协定于9月24日签署，甘地接受了其条款。它取消了单独选区，并从普通席位中为受压迫阶级保留了省参事会的148个席位。在普通选民名册上的受压迫阶级，将为每个保留席位选出由四名候选人组成的名单，这种初选将在十年后终止。

安贝德卡尔后来在一本刊印了这些文件的书里阐述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写道，裁决给了受压迫阶级78个席位，而协定给了148个，但裁决同时也给了他们双重投票权，“教派裁决给予的第二票是一项无价的特权”。他写道，多出来的席位“不足以补偿失去的单独选区和双重投票权”。

三份名册交汇之处

科恩指出，人口普查、军队和选举问题是一起发展起来的。他写道，在人口普查搜集种姓信息的同时，“军队也开始根据对‘尚武民族’本质的种种假设而重新编组”。文件显示这几份名册彼此重叠。蒙塔古和切姆斯福德在为设立锡克选区陈述理由时，点出了锡克人在军队中的位置，而西蒙委员会则把锡克人的选票与退伍军人联系起来。

1921年3月，立法议会审议了马德拉斯温和派人士P·S·西瓦斯瓦米·艾耶爵士提出的一项决议，要求让印度人自由获得国王的军官委任。印度政府对它做了修正，使授予某一社群的委任，与该社群在士兵队伍中服役的人数相对应。奥米西写道，这项修正案以一票之差获得通过，得到旁遮普锡克人和穆斯林的有力支持。

1930年，西蒙委员会给出了英国方面对征兵模式的辩护。它说，提供最好西帕依士兵的种族，“绝对不是那些在考试中表现出最高智力成就的种族”，而旁遮普提供了印度军队全部战斗部队的54%。它知道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军队当局为了某种险恶目的而采取的蓄意政策”，并用大战的数字作了回应，“那时不能说任何地区的征兵受到过任何阻挠”。奥米西的表格显示，1914年，也就是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军队的121个步兵营中，已有57个来自旁遮普和边境，11个来自马德拉斯。委员会给出的战争数字是这样的：“孟加拉人口4,500万，提供了7,000名战斗兵员；旁遮普人口2,000万，提供了349,000名这样的兵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