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8日，甘地对国大党委员会说「要么做，要么死」，领导人在黎明前被捕，总督则致电丘吉尔，称自己面对的是1857年以来最严重的叛乱

退出印度运动开始于1942年8月8日，那天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在孟买的戈瓦利亚坦克（Gowalia Tank）开会，要求英国撤出印度。8月9日凌晨，甘地、尼赫鲁、帕特尔、阿扎德和工作委员会的其余成员被捕，随后爆发的起义没有统一的指挥。

死亡人数和被捕人数，每个官员说的都不一样，所以下文的每个数字，都附上说出它的人的名字。依据的材料是总督的电报、英国议会议事录、甘地的《文集》，以及各党派自己的决议。

克里普斯4月12日离开，瓦尔达7月14日作答

英国战时内阁成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于1942年3月22日抵达印度，带来一份宣言草案，3月30日以第6350号白皮书的名义发表。草案许诺战后成立享有自治领地位的印度联邦，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制定宪法，任何一个省都有权不加入。在此之前，草案说，英国政府「必然要承担印度国防的责任，并保留对它的控制和指挥」。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4月11日发表的决议中拒绝了这份草案。决议说，把国防从印度人手中拿走，会「使这种责任沦为一场闹剧和一纸空文」。穆斯林联盟工作委员会同一天也称这些建议不可接受，同时满意地指出，建立巴基斯坦的可能性「被含蓄地承认了」。克里普斯4月12日离开。

比潘·钱德拉和他的合著者写道，大约两周之后，甘地起草了一份要求英国撤出的决议。苏米特·萨卡尔写道，在4月27日至5月1日的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帕特尔、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克里帕拉尼和社会党人支持甘地，而尼赫鲁则与拉贾戈帕拉查里和布拉巴伊·德赛站在一边。7月14日，委员会在瓦尔达开会，决议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须立即结束」。它接受盟军部队驻扎在印度的土地上，并说否则将在甘地的领导下动用「自1920年以来可能积累起来的全部非暴力力量」，然后把这一决定提交给定于8月7日在孟买召开的全印国大党委员会。

8月7日和8日的戈瓦利亚坦克：决议与演说

委员会的决议重申了「英国权力撤出印度的要求」。它许诺，印度一旦宣布独立，就成立由主要政党组成的临时政府，并批准在甘地领导下开展「尽可能最广泛的、非暴力路线上的群众斗争」。其中一段考虑到了他被捕的可能：在指示无法传达到人们手中的地方，「每一个渴望自由并为之奋斗的印度人，都必须做自己的向导」。

有十三名成员投票反对这项决议，另有三人把修正案付诸表决。甘地称赞了他们的勇气。萨卡尔说，这些修正案来自共产党人K. M. 阿什拉夫和S. G. 萨尔德赛，他们希望与联盟建立联合阵线。

甘地先用印度斯坦语，再用英语发言，他的《文集》两篇都收录了。印度斯坦语演说的译文中有一段话，成了这场运动的口号。「我给你们一个曼特拉，很短的一个，」他说。「这个曼特拉是：『要么做，要么死』。」他接着说：「我们要么让印度自由，要么为此而死；我们不愿活着看到我们的奴役延续下去。」

他还说，斗争尚未开始：「真正的斗争此刻并未开始」。他要先去拜会总督，这个过程「可能要两三个星期」。士兵应当留在岗位上，但要「拒绝向我们自己的人民开枪」，而且一切都不应保密：「这是公开的叛乱。在这场斗争中，保密就是罪过。」

8月9日的逮捕与阿加汗宫

孟买的甘地博物馆马尼·巴万（Mani Bhavan）说，甘地、尼赫鲁、帕特尔和阿扎德于8月9日凌晨被捕，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甘地《文集》的年表补充说，他被带到了浦那的阿加汗宫。丘吉尔9月10日对下院说，领导人「被关押在最舒适、最受照顾的条件之下」。

马尼·巴万的叙述说，尽管禁止集会，仍有大批人群来到戈瓦利亚坦克，阿鲁娜·阿萨夫·阿里升起了国旗，警察使用了警棍和催泪瓦斯。她随后转入地下。钱德拉等人把她列入组织者之中，同列的还有阿丘特·帕特瓦尔丹、拉姆·马诺哈尔·洛希亚和苏切塔·克里帕拉尼。

甘地的秘书马哈德夫·德赛（Mahadev Desai）1942年8月15日死于阿加汗宫。1943年12月16日，印度事务大臣利奥·艾默里对下院说，卡斯图尔巴·甘地（Kasturba Gandhi）已经两次严重心脏病发作，印度政府认为她留在原处最安全。GandhiServe的年表记录她于1944年2月22日晚7点35分去世，甘地研究基金会则说，她和德赛都是在被关押期间去世的。甘地于1944年5月6日获释。

死者、被捕者，以及总督致丘吉尔的电报

钱德拉等人写道，六七个星期里，人群袭击警察局、邮局、法院和火车站，拆毁铁轨，剪断电报线。比哈尔的蒂尔胡特专区与外界隔绝了两周，巴特那失控两天。艾默里对下院说，一架布伦海姆轰炸机在比哈尔坠毁后，机组一人死于坠机，另两人被杀害。

8月31日，林利斯戈致电丘吉尔，说他正在应对「1857年以来远为最严重的叛乱」，这场叛乱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出于军事保密的原因「一直对世界隐瞒」。9月21日他对艾默里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对国内的总体局势相当满意。」

官方的数字随着报告陆续汇来而上升。内政部9月5日的电报把警察开枪造成的伤亡定为340人死亡、630人或更多人受伤，称这些报告「极不完整」，并且不含比哈尔，还说最严重时动用了「相当于57个营」的兵力。五天后，丘吉尔对下院说：「被杀死的不到500人。」他说，只需调动「几个旅的英国部队」。10月8日，艾默里给出846人死亡、2,024人受伤。1943年2月18日，他给出8月9日至11月30日间1,028人死亡、3,215人受伤，以及联合省以外的英属印度判处鞭刑958例。

萨卡尔引用了一份1943年底的内政政治档案：91,836人被捕，1,060人死于警察或军队开枪，他称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严重低估」。钱德拉等人给出的是，到1942年底被捕者超过60,000人，其中26,000人被定罪，18,000人依据《印度防卫条例》被关押。

国大党一方也给出了自己的数字。印度政府1943年的小册子《国大党对骚乱的责任》转载了国大党的地下传单。其中一份说，甘地被捕后的一周内有500人被枪杀。一份题为《独立战争》的公报声称700人被杀，约7,000人受伤，4,500人被捕。萨卡尔引用了戈温德·萨海（Govind Sahai）1947年从国大党一方写成的历史著作，说哈扎里巴格死亡533人，萨兰517人，巴加尔布尔447人，总数为1,761人。

从空中扫射：记录在案的事实

8月15日，林利斯戈致电艾默里，说洪水和交通中断使得部队无法及时赶到巴特那地区。「我已授权从空中对破坏分子进行机枪扫射」，他写道，并补充说，只要可行，对此的任何提及都应「不要出现在向新闻界发布的声明中」。

10月1日在下院，艾默里说「暴民曾五次遭到空中机枪扫射」。10月8日，他给出了日期：8月15日、16日、21日、22日和9月6日。他说，伤亡情况「无从获得」，但相信很轻微，五次中有两次可能为零。当欣韦尔（Shinwell）反对说这不符合英国的做法时，艾默里回答：「在存在暴力和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内政部9月5日的电报算出，比哈尔有两次从空中向铁路破坏分子开枪，并补充说「没有轰炸，也没有开炮」。萨卡尔点名说，比哈尔的巴加尔布尔和蒙吉尔、孟加拉的纳迪亚和塔姆卢克、奥里萨的塔尔切尔也有飞机出动。艾默里的答复没有给出空中造成的死亡人数。

巴利亚、塔姆卢克和萨塔拉的平行政府

在北方邦东部的巴利亚，奇图·潘迪（Chittu Pandey）在1942年8月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平行政府。钱德拉等人说，它迫使县长交出权力，并释放了被捕的国大党人，大约一周后，士兵开进来，发现领导人已经走了，它便垮台了。

米德纳普尔的塔姆卢克民族政府（Tamluk Jatiya Sarkar）成立于1942年12月17日，一直维持到1944年9月。萨卡尔采用了它自己的领导人的叙述。它有一支武装的维迪尤特·瓦希尼（Vidyut Vahini），有自称审理了1,681个案件的仲裁法庭，有学校补助、价值79,000卢比的救济工作，以及一项分配剩余稻谷的计划。1942年9月29日，塔姆卢克及附近地区袭击警察局的一天里，有44人被杀，其中有73岁的寡妇马坦吉尼·哈兹拉（Matangini Hazra），她中弹之后仍高举着旗帜。

1942年10月16日，一场气旋袭击米德纳普尔，据萨卡尔的统计，造成塔姆卢克分区约4,000人死亡。钱德拉等人和萨卡尔都记录了此前在孟加拉扣押本地木船的命令，以及它引发的愤怒，萨卡尔还说，米德纳普尔的国大党自1942年年中起一直在反对这一政策，也反对该县的粮食出口。我们关于1943年孟加拉饥荒的文章讲述了随后发生的事。萨卡尔把孟加拉的死亡人数定在一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之间，他称这基本上是一场人为的饥荒。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萨塔拉，在纳纳·帕蒂尔（Nana Patil）领导下有普拉蒂政府（Prati Sarkar）。它在1943年年中成形，设立人民法庭，推行禁酒，按钱德拉等人的算法持续到1945年，按萨卡尔的算法则延续到1945年或1946年。贾纳内德拉·潘迪称它可能是各平行政府中最强大、也最持久的一个。

穆斯林联盟、共产党和印度教大会，用它们自己的话

穆斯林联盟工作委员会8月20日在孟买开会。其决议谴责国大党决定发动它打上引号称为「公开叛乱」的行动，并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印度教徒的统治」。决议称「退出印度」是国大党夺取政府控制权的「纯粹伪装」，说克里普斯会谈破裂是因为英国拒绝把穆斯林交给国大党，并要求英国通过穆斯林的公民投票许诺建立巴基斯坦。钱德拉等人补充说，穆斯林的参与程度较低，但没有发生教派冲突。

1942年7月合法化的共产党，已在1941年12月采纳了「人民战争」路线。印共（马）的周刊《人民民主》说，该党因担心干扰对日作战的努力而反对退出印度，同时要求释放领导人、国大党与联盟团结、建立民族政府。该刊说，独立之后，该党得出的结论是：「因此，党反对退出印度运动是错误的。」钱德拉等人指出，数以百计的基层共产党人还是参加了。

印度教大会主席V. D. 萨瓦卡尔（V. D. Savarkar）8月14日说，大会成员的同情站在被捕领导人一边，并告诉印度教徒，在大会工作委员会开会之前，不要积极支持这项决议，也不要采取敌对态度。9月3日，他告诉地方机构、立法机构和武装部队的成员要「坚守岗位，继续履行他们的日常职责」。印度教大会领导人、孟加拉财政部长夏马·普拉萨德·穆克吉（Syama Prasad Mookerjee）7月26日致信总督赫伯特，询问如何在孟加拉对抗这场运动，使它「无法在该省扎根」。他的日记记载，大会工作委员会谴责了镇压，而萨瓦卡尔拒绝公开加入，因为国大党领导人在给出指示之前就被关进了监狱。他于1942年11月离开了内阁。

历史学家怎样评价它

钱德拉和他的合著者认为，这场运动把独立提上了眼前的议程：此后，「就没有退路了」，以后的谈判只能围绕权力的移交。他们说，甘地不肯谴责暴力，他把暴力归咎于国家。1942年9月23日他致信林利斯戈说，「已经发生的破坏，应负责的是政府，而不是国大党」。

内政部的小册子把责任归于甘地和国大党最高指挥部，丘吉尔则说国大党可能「得到了日本第五纵队活动的协助」。萨卡尔对两者都不接受。他写道，英国人没能证明国大党在8月9日以前计划过暴力叛乱，称第五纵队的指控是一种污蔑，并说「因此，英国人挑衅的成分是绝对清楚的」。他还说，鉴于英国的军事实力，这场斗争「也许不合时宜，注定失败」，而它让国大党右翼有了新的地位，削弱了左翼。

潘迪描述了一场以甘地之名发动的群众性高涨，其规模远远超出他所设想的，并称甘地是「一场他几乎无法掌控的运动的无可争议的领袖」。萨卡尔指出，1942年5月，据报道甘地说过「我们将不得不抵制苏巴斯·鲍斯」，那是在鲍斯抵达新加坡接管印度国民军的一年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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