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8年，泰米尔商人行会“千方五百人”把一道向巴鲁斯港船只收费的命令刻在了苏门答腊的石头上

卢布图阿位于苏门答腊西海岸的港镇巴鲁斯旁边，那里出土的一块石碑自署塞迦纪元1010年，诺博鲁·卡拉希马（Noboru Karashima）和Y. 苏巴拉亚卢（Y. Subbarayalu）把它换算为公元1088年。碑文用泰米尔文写成，是一个商人团体发出的告示。“千方五百人”在巴鲁斯集会，议定船长和船员必须先缴纳一笔金子，才可以在当地交易，并把这道命令刻在石头上。考古学家E. 爱德华兹·麦金农（E. Edwards McKinnon）在2011年的一章中写道，中世纪泰米尔人介入苏门答腊北部的最早证据，目前就出自这处遗址。

命令说了什么

卡拉希马和苏巴拉亚卢在2009年发表了校订本和译文，依据的是苏巴拉亚卢1998年的释读，存疑的词都加了括号。译文开头是日期：塞迦纪元1010年，泰米尔历的玛西月。行会自称“我们，五百人”，在瓦罗苏（Varosu）一个叫韦拉普拉姆（Velapuram）的地方集会，瓦罗苏就是巴鲁斯。这座镇子还有第二个更长的泰米尔名字，译者把它解作受马坦卡里（Matankari，即杜尔迦）庇佑的商人们的福利之镇。

规则本身很短。每艘船，船长和船员要缴一笔金子，金额按kasturi的价格折算，kasturi就是麝香。缴过之后，他们才可以“踏上铺开的布”，按译者的注解，这是说他们可以进入聚居地做买卖。行会自称“在十八国的每一个方向”都有名声，说自己已把石碑刻好并立起，最后以一句劝诫收尾：“不要忘记布施；唯有布施会帮助你们。”

文本并不完整。K. A. 尼拉坎塔·萨斯特里（K. A. Nilakanta Sastri）1932年的论文曾详细讨论这块碑，他在后来的书里称它是一块残片，译文里存疑的地方也留着括号和问号。E. 胡尔奇（E. Hultzsch）曾在1891至1892年的马德拉斯碑铭报告中作过初步介绍，卡拉希马和苏巴拉亚卢说，这块碑现在收藏在雅加达的国家博物馆。

“五百人”是谁

在《朱罗人》（The Colas，1955）里，萨斯特里称这个行会是他考察过的南印度商人行会中最著名的一个。它的泰米尔长名有两种读法，一是“各国千方五百人”，二是“来自各国各方的一千五百人”。他倾向前一种，因为这个行会也被简称为nanadesis或ainnurruvar，意思就是五百人。

他发现这个行会的记录比朱罗大帝们更早。普杜科泰（Pudukkottai）地区穆尼桑代（Munisandai）的两篇短铭文，他定在维贾亚拉亚和帕兰塔卡一世前后，记有一座以行会命名的水池，以及维持其修缮的捐赠。约1015年，尼加里利-索拉-查图尔韦迪曼伽拉姆（Nigarili-Sola-chaturvedimangalam）的村会把房屋分给行会成员，供住宿或作仓库。1033年，安巴萨穆德拉姆（Ambasamudram）一座湿婆神庙的一项服务获得了一笔土地捐赠，受益方是这个行会。

萨斯特里写道，迈索尔地区的铭文描述了行会成员经营的货物：大象、马匹、宝石、香料、香水和药材，由驴和水牛驮运，走陆路也走水路。在他对朱罗国王拉贾迪拉贾一世（约1050年）一篇铭文的解读中，有成队的步兵和剑士为这个行会服务。谈到苏门答腊这块碑，他写道，它是“行会在当时广泛的海外贸易中积极参与的明证”。阿克塞尔·鲁热尔（Axelle Rougeulle）评论发掘报告时，把“五百人”描述为一个泰米尔商人的联合体，从九世纪起就在这一地区有名。

泰国南部塔库帕河（Takua Pa）出土的一块约九世纪的泰米尔石碑，显示更早以前商业团体就已在那里活动。卡拉希马和苏巴拉亚卢依据字形断代，把它读作一个人的记录：他挖了一座名为室利阿瓦尼纳拉南（Sri Avani Naranam）的水池，并把它交给包括马尼基拉曼（Manikkiramam）和塞纳穆甘（Senamukam）在内的团体保护，他们认为这些团体是商人群体。

为什么是巴鲁斯

巴鲁斯在阿拉伯语中写作Fansur，麦金农指出，九世纪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就知道它是樟脑和安息香的产地，这两种树脂产自海岸后面的森林山地。麦金农引用发掘队负责人克洛德·吉约（Claude Guillot）的说法写道，利润吸引了各种商人，其中有泰米尔人、爪哇人，也有别的人。

吉约领导的法国和印度尼西亚联合项目，从1995年到2000年在卢布图阿发掘。鲁热尔描述的遗址是一座有防御的长方形围地，建在离海约一公里的悬崖上，位于现代城镇以东，保存下来的约有2.5公顷。寻宝者和农民翻乱了那层很薄的堆积，它只有60厘米厚，所以发掘没能找到可以依次解读的地层。鲁热尔写道，中国陶瓷仍可把这里的居住期定在九世纪中叶到约1100年。佩雷（Perret）和苏拉赫曼（Surachman）给出的是九世纪中叶到十一世纪末。所以，一块纪年1088年的碑，出自这座城镇的最后几十年。

出土物来自三个方向。鲁热尔报告说，印度陶器占很大比例，多是素面的罐、壶和炊具，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有对应的器型，发掘者认为这些是供镇上印度人群体使用的物资，而不是贸易货物。此外还有来自南方窑口的中国炻器和瓷器，以及来自波斯湾的器皿和玻璃。

根据文献和出土物，吉约团队勾勒出一幅图景，鲁热尔作了概括。他们认为，巴鲁斯约在850年建立，为的是靠近樟脑森林，并避开中国中间商和室利佛逝的控制。他们把它描述成一个由商人寡头统治的小型独立贸易共和国，寡头多半来自印度。巴塔克（Batak）人晚期的一部王室编年史，把卢布图阿的建立归功于南印度人。团队几乎没有发现它与室利佛逝或中国有直接往来的迹象。他们认为，约1100年来自亚齐地区的一次攻击可能毁掉了这座城，一座新城随后在东面约5公里的布基特哈桑（Bukit Hasang）兴起。在鲁热尔的叙述中，这块泰米尔碑还证实，至少到十一世纪晚期，古代文献里的巴鲁斯就是今天城镇所在的一带。

舰队远征六十年后

这块碑刻成时，距朱罗舰队袭击室利佛逝的港口大约过去了六十年。赫尔曼·库尔克（Hermann Kulke）把拉金德拉一世的远征定在约1025年，卡拉希马和苏巴拉亚卢则定在1026年的某个时候，因为最早的石刻铭文说这事发生在他在位第十四年。tuput关于拉金德拉·朱罗与卡达兰国王的文章讲了这次袭击、莱顿铜板和学者给出的原因。

萨斯特里把巴鲁斯这块碑看作两国友好关系的又一证据。他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朱罗人的政治权力在这一时期延伸到了马来群岛的岛屿”，并得出结论：更早年代开始的贸易和文化往来，在立碑时在位的库洛通加一世治下依然活跃。往来是双向的。那加帕蒂南（Nagapattinam）卡罗纳斯瓦明（Karonasvamin）神庙里的三块碑，编者断代为约1014年、1015年和1019年，记录了室利佛逝国王一名代理人的捐赠，其中有珠宝和中国的金子；约1090年，卡达兰国王的使者向库洛通加请求颁发较小的莱顿铜板上的那份特许状。更早时把一座村庄赐给苏门答腊国王的寺院一事，见关于阿奈芒伽拉姆铜板的文章。

从泰国到中国的泰米尔石刻

卡拉希马和苏巴拉亚卢列出了六篇来自东南亚和中国的泰米尔铭文，巴鲁斯是其中之一。最早的一件是泰国孔通寺（Wat Khlong Thom）出土的一块小型金匠试金石，上面写着“大帕坦之石”，帕坦即金匠，他们依据字形把它定在三世纪或四世纪。缅甸蒲甘一篇十三世纪的泰米尔铭文，记录了一位来自喀拉拉的商人，他在那里为一座毗湿奴神庙建了前厅，并为它献了一盏灯。这座神庙叫Nanadesi Vinnagar，名字里含有nanadesi一词，正是萨斯特里列出的这个行会的名称之一。

在中国泉州，1956年在一户民宅中发现的一块石碑，纪年塞迦纪元1203年，约1281年。碑文记载，一位名叫桑班达佩鲁马尔（Sambandaperumal）的人，凭蒙古统治者的书面许可，为统治者的福祉安立了湿婆神像。萨斯特里提到这座港口一座中国寺庙里有来自南印度的印度教雕刻，如象王解脱（Gajendra-moksha）一类的场景，他把它们定在十二或十三世纪。1990年，在班达亚齐郊区讷苏亚齐（Neusu Aceh）的一座清真寺里，发现了一块磨损的十三世纪泰米尔石碑。可读的几行提到试金人和磨石，译者认为其中一个词是商人行会代理人的通用称呼。

tuput还写过另一个把生意刻进石头的行会，即曼达索尔的丝织工行会。印度目前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的石构修复工作，见关于普兰巴南项目的文章。

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

巴鲁斯碑的释读依赖一份残缺的文本，译者自己也标出了存疑的词。一个行会经营一串港口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说。麦金农提出，苏门答腊东海岸的科塔契纳（Kota Cina），有人居住的时间从十一世纪末到十四世纪上半叶，属于一个从红海到泉州、由一个泰米尔贸易行会控制的网络。佩雷和同事在2011至2016年的发掘报告里记载，米克西奇（Miksic）倾向于认为那是一个以本地居民为主的聚落，他们还说，在更多同时代遗址被发掘之前，对它在海峡经济史中位置的任何讨论都只是推测。

麦金农还推测过一尊失踪的佛像，据报告它在他写这一章之前约一个世纪出自卢布图阿。它在运往巴达维亚博物馆的途中丢失，没有留下描述，他认为那是泰米尔商人立起的一尊地方性朱罗风格造像。苏巴拉亚卢1998年的释读刊于吉约《巴鲁斯史》（Histoire de Barus）第一卷卷首，是卡拉希马和苏巴拉亚卢2009年校订本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