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罗吉尼·奈杜在1905年至1917年间出版了三部诗集，1925年在坎普尔主持国大党大会，1930年甘地入狱后又率领了达拉萨纳盐场的突袭

1930年5月21日，萨罗吉尼·奈杜在达拉萨纳盐场被捕，当时她正在指挥约2,500名志愿者的一次突袭。她51岁，出版过三部英语诗集，1925年还主持过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大会。

她的公共生活留下了三种可以相互核对的记录：她的诗集导言、1931年圆桌会议的议事记录，以及制宪议会的辩论。本文依据这些记录来写，并且给出的每一个达拉萨纳伤亡数字，都注明是谁说的。

戈斯叫她把英语诗稿扔掉

阿瑟·西蒙斯在为她的第一部诗集所写的导言里记载，萨罗吉尼·恰托帕迪亚亚1879年2月13日生于海得拉巴。1895年，海得拉巴尼扎姆提供的奖学金把她送到英国，她先在伦敦国王学院学习，后来进了剑桥大学格顿学院。

埃德蒙·戈斯是在自己家里认识她的，并在为《时间之鸟》（1912）写的导言里讲了这段经过。她到伦敦时，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他要看她的诗，看完却失望了，觉得这些诗“形式娴熟，语法正确，情感无可挑剔”，但“完全没有个性”。他的建议是把全部诗稿扔进废纸篓，“不要再写知更鸟和云雀”，要做“一位地道的德干印度诗人”，德干指印度中部和南部的高原。

《金色门槛》随后在1905年问世，导言由西蒙斯撰写，并题献给戈斯，“是他最先给我指出了通向金色门槛的路”。西蒙斯写道，是他不顾她的疑虑，说服她出版的。她在给他的一封信里说：“我其实不是诗人。我有想象，有渴望，却没有嗓音。”他看重这些诗的，是它们“鸟鸣般的歌唱特质”。其中的民歌有《轿夫》《印度织工》和《科罗曼德尔渔民》。

《时间之鸟》1912年由伦敦的海涅曼出版，纽约一方列的是约翰·莱恩。戈斯写道，他“不是不愿相信”她是用英语写作的印度人中“最灿烂、最有独创性，也最准确”的一位，而且他听到了比早先诗集“更庄重的乐声”。《断翼》（1917）的扉页标的是1915至1916年。其中那首《印度的赠礼》，标注为1915年8月，诗里的印度是一位母亲，她的儿子们躺在波斯、埃及、佛兰德斯和法国。诗以这一句结尾：“记住你殉难儿子的鲜血！”

后来的读者看法不一。扎伊努布·扎曼在2020年《维多利亚文化期刊》的在线博客上写道，西蒙斯和戈斯都爱把东方当作异国情调，而批评界常认为，奈杜的诗受累于她的男性导师强加的东方想象。扎曼认为，《弄蛇人》和《挽歌》这样的诗做的不止是提供那种想象，她还补充说，今天人们记住奈杜，主要是把她当作一位国家人物，而不是诗人。她的称号“印度夜莺”的来历，也有两种说法。按扎曼的说法，是甘地给了她这个称号；而拉马克里希南在为她与甘地的通信所写的序言里说，是一个心怀感激的民族，在她早年就称她为“布尔布尔-伊-欣德”（印度斯坦的夜莺）。

1913年戈卡莱的呼吁与1920年退回的勋章

拉马克里希南把她第一次登上国大党的讲台定在1905年，那一年孟加拉分治引发了斯瓦德希（买国货）抵制运动。他报道说，1913年8月2日，国大党元老戈帕尔·克里希纳·戈卡莱在伦敦的卡克斯顿大厅发言之后，对她说，要“把你的生命和才华，你的歌和你的言辞，你的思想和你的梦，都奉献给祖国”。

她自己的叙述被引在同一篇序言里，把她与甘地的初次见面放在一战前夕的伦敦，在肯辛顿的一处寓所里，她看见他坐在地上吃饭，不禁大笑起来。甘地写给她的第一封信，日期是1915年2月23日。卡皮坦·普拉文·达瓦尔写的一篇国大党纪念文章给出了不同的地点和年份，说她是在1916年的勒克瑙会议上见到甘地和尼赫鲁的。文章还说，在勒克瑙，她在巴尔·甘加达尔·提拉克的指引下，帮助促成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合作。

印度宪法档案网说，她在1917年率领一个全印度妇女代表团，并帮助安妮·贝桑特创办了印度妇女协会。达瓦尔说，她在1919年7月随自治同盟代表团前往英国，为妇女争取投票权。

到1920年9月，她从伦敦的论坛俱乐部给甘地写信。她写给印度事务大臣的信，抗议旁遮普戒严令下对妇女的虐待；一位正在回国途中的基拉法特代表团成员，带着她写给总督的一封信，同时带着她的凯撒-伊-欣德金质勋章，这枚勋章是“很久以前”爱德华国王时代授予她的。

1925年12月的坎普尔和甘地的玩笑

1924年的贝尔高姆大会是甘地自己的国大党大会。在1925年12月20日的一封信里，他告诉她，他们下一次见面是在坎普尔，“在那里一个区区的女子取代一个区区的男子”，并希望她的话能成为“治疗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创伤的香膏”。

印度宪法档案网把坎普尔称为国大党的第40届会议。生于爱尔兰的安妮·贝桑特在1917年担任过主席，所以达瓦尔把奈杜说成第二位女主席，也是第一位印度裔的女主席。达瓦尔引用了她的演说：“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恐惧是唯一不可饶恕的背叛，绝望是唯一不可饶恕的罪。”

1928年底，她访问了美国。11月19日，她在行程开始三周后，从辛辛那提给甘地写了信。

达拉萨纳，从5月15日的第一次尝试到1930年5月21日她被捕

甘地在被捕前夕，起草了给总督欧文勋爵的信。信里说，他打算与同伴们“出发前往达拉萨纳”，并“要求占有盐场”。据甘地遗产门户网站的大事年表，他于5月5日凌晨12:45在卡拉迪被捕。阿巴斯·蒂亚布吉和几名最初参加食盐长征的志愿者，在5月12日于前往达拉萨纳的路上被捕，5月15日，奈杜率领的志愿者向盐场进发。

孟买政府的概述，印在1930年5月26日的《汉萨德》里，对15日和16日有自己的叙述。警察在入口处拦住了奈杜和50名志愿者，他们在路上坐了二十四小时以上，另有三批人加入。16日，她和200名志愿者被捕，并被带回他们的营地，据概述，他们在那里获释，“奈杜夫人及其一行作出了不再回来的保证”。

合众社记者韦布·米勒于5月21日到达营地，他的报道说她以祈祷和一段讲话拉开了这次突袭。殴打的情形在盐场的那一幕中有描述，盐税的来龙去脉在盐税一文中，所以这里不再重述。米勒的电讯稿里，她说的是：“虽然甘地的身体在监狱里，他的灵魂与你们同行。”他的回忆录里则是另一种措辞：“甘地的身体在牢里，但他的灵魂与你们同在。”回忆录说，那天上午晚些时候，一名英国官员告诉她，她被逮捕了。她回答：“我会去，但不要碰我。”孟买的概述把奈杜和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列在被捕的领导人之中。

伤者的四种数字

孟买政府的报告，引在《汉萨德》里，把志愿者定为2,600人，并说：“据国大党方面估计，约有170人受伤，只有三四人伤势严重。”报告还补充说，警察“只受了几处挫伤和擦伤”，除了警棍（米勒形容为一根五英尺长、顶端包着钢的棍子）之外，没有使用任何武器。

米勒5月21日的电讯稿说，有260名志愿者受伤，并说一位沙医生已经治疗了约200人，“多为轻伤”。稿中没有提到死亡。他5月22日发出的较长电讯稿说，中午时他“数到200多名伤者躺在地上，排成一行一行”。他后来写的回忆录给出的是320名伤者，并说有两人死亡。

这些文件都没有把这几个数字对上。只有170这个数字，被归于国大党一方，并由政府转述。260和200是米勒在突袭后一天之内给出的，而320和两人死亡，只出现在他的回忆录里。

1931年11月30日的圆桌会议全体会议

伦敦的第二次圆桌会议，把奈杜列为英属印度的代表之一，少数派委员会的组成名单里也有她。甘地是以国大党唯一代表的身份来的。奈杜与沙·纳瓦兹夫人一起，提交了三个妇女组织的联合备忘录，日期为1931年11月。备忘录要求成年人普选权，反对为妇女保留席位、提名或增选，并说：“不存在不利于妇女、也不存在有利于妇女的性别歧视。”

在11月30日的全体会议上，她说自己的工作并不在联邦结构委员会，“除了作为旁观者”，她只以印度人的身份发言。大法官曾把泰姬陵作为耐心建造的范例，她回答说，它是靠奴隶劳动建成的。“自治领地位”这样的措辞对她毫无意义，她说，并补充道：“我要求印度的自由，要求这自由有它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所必定意味的全部含义。”她提醒桌边的人们，甘地是国大党唯一的代表，但“我也当过主席”。

在会议上主张为被压迫阶级设立单独选区的B. R. 安贝德卡尔，也得到了她的回应。她说，印度教领袖应当承诺消除不可接触制，谁要是试图“把他们隔离在选举的壁垒后面”，就是对这个群体帮了倒忙。1932年9月的《浦那协定》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月甘地宣布绝食时，她写信请他重新考虑。他在9月17日的回信，抬头是“亲爱的母亲、歌者，我灵魂的守护者”，信里说，这个决定是祈祷之后作出的。

1942年的监禁和对不上的日期

关于她被监禁的次数，说法不一。印度宪法档案网说她被捕五次，而达瓦尔把退出印度运动称为她的第三次入狱。对于1942年，甘地研究基金会把她列为与甘地、卡斯图尔巴·甘地和马哈德夫·德赛一起关押在浦那阿迦汗宫的人之一，并说她因病在1943年3月21日获释。它给出了甘地本人在那里的刑期是1942年8月9日至1944年5月6日，却没有给出她的起始日期，为写本文而打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给出她被捕的那一天。这场运动本身，在1942年退出印度运动中讲述。

1947年7月的旗帜演说和1949年5月的悼词

1947年7月22日，尼赫鲁提出了采用带阿育王法轮的三色旗的决议，制宪议会主席请奈杜作最后的发言。她一开头就说，她“今天上午一再拒绝发言”。她回忆了在国外印度没有国旗的四次场合：凡尔赛和约之后的巴黎；纽约的一次和平庆典，那里挂着44个国家的国旗，却没有印度的；柏林的一次妇女会议，印度代表们从自己的纱丽上撕下布条，缝成一面三色旗；以及几个月前在德里召开的亚洲会议，会议把国大党的三色旗排除在外。“我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女人，却在对你们说散文，”她说。议员们起立通过了这项动议。该机构更广泛的工作，见制宪议会的工作。

据印度宪法档案网，她出任联合省（即今天的北方邦）邦长，始于1947年8月15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的页面称她是第一位被任命为邦长的女性。她于1949年3月2日在勒克瑙去世，终年70岁，议会下一次开会是在1949年5月16日。制宪议会主席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对议员们说，“她是今天这个印度的缔造者之一”，大家起立默哀，纪念她。